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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系列片《晉商》解說詞

  一、海內最富

  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初的一天,住在中國上海的一對年輕夫婦,正在籌備一次路途遙遠的旅行,旅行的目的地是丈夫的老家——山西。這是他們婚后第一次回鄉省親,所以準備工作就做得更加慎重、充分。 
  這對年輕夫婦的名字叫孔祥熙和宋藹齡。日后,他們將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家庭之一。宋藹齡對這次旅行,內心充滿了不安。 
  1973年,美國傳記作家羅比·尤恩森,曾用這樣的語言描述了宋藹齡內心的感受:“據她所知,那里的生活是艱苦的,原始的! 
  但以后發生的事證明,宋藹齡完全想錯了。當她坐著一乘由十六個農民抬著的轎子,進入孔祥熙的故鄉山西省太谷縣時,她驚異地發現了一種前所未聞的最奢侈的生活。羅比·尤恩森在宋藹齡的傳記中寫道,僅在這個院子中服侍宋藹齡的傭人仆役就有七十多人。這樣的事并不僅僅發生在孔祥熙一個家族之中,這座縣城中許多商人家族都過著同樣的日子。因為當時一些重要的銀行家住在太谷,這里常被稱為中國的華爾街。 
  清咸豐三年,公元1863年,一個叫章嗣衡的御史向咸豐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在這道奏折中他寫道:“臣伏思國家承平二百余年……四海之廣,豈無數十巨富之家。臣耳目淺陋,然所目擊者……如山西太谷縣孫姓,富約兩千余萬,曹姓、賈姓富各四五百萬,平遙縣之侯姓,介休縣之張姓,富各三四百萬……介休縣百萬之家以十計,祁縣百萬之家以數十計! 
  僅僅把山西這幾個縣城中富戶的家產相加,數量就超過了一億兩白銀。這個數量甚至比當時國庫存銀還要多。這么多有錢人,在一段時間里,集中出現在一個地方,這種現象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并不多見。能積累起數以百萬計的家產,大概不會是因為“引車賣漿”或是“織席販履”這樣的小買賣,而是做著某種縱橫天下的大生意。生意成功的人數又這么多,大家“比鄰而居”,這就很容易讓人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在歷史上一定存在著一個由山西商人組成的實力強大的商人團體。 
  那么,他們是些什么樣的人呢?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方行:“晉商是一個明清時期我國一個很重要的大的商人集團。在明朝初年,明朝政府實行開中法,晉商就利用這個開中法,在西北地區興起。到了明代中葉,晉商正式形成一個商幫,一個大的商人集團。我們講商幫,就是說以地鄰關系為紐帶形成的一種商人集團。它主要以這個有一定貿易自由的販運商人為主來組成的。這個到了清代,晉商就進入鼎盛時期! 
  1912年,這一年是民國元年,梁啟超先生結束了十幾年流亡海外的生活,回到北京。 
  梁啟超早年參與領導了戊戌變法,變法失敗后,為了躲避朝廷的拘捕,他先是逃往日本,后來還曾到英、美等國游歷。他不僅親眼看到了西方國家的富強,也體會到造成這種富強的條件之一就是整個社會商業的興旺。 
  回國之后,他希望那些明顯領先于中國的經驗能在中國得以推廣。要振興經濟,就離不開商人的支持,所以特意出席了山西商人為他舉行的歡迎會。在這個場合,他說了這樣一段話,“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對于外人批評吾國商業能力,常無辭以對,獨至此,有歷史,有基礎,能繼續發達之山西商業,鄙人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這些話并不是客套。梁啟超對山西商人的評價,不僅僅局限在財富的層面上。他更看重山西商人們創造出的一種獨特的商業文化。 
  種種事實,都說明了同一個問題。在中國歷史上,在山西這個地方,曾經有一批十分成功的商人。由于他們的獨樹一幟,其成就甚至突破了商業的范疇,在政治、文化領域都產生了一定影響,此后,山西商人有了一個響亮而且統一的稱呼——晉商。 
  雖然統稱為喬家大院,但并不是只有一個院落。它實際上是由6個大院、19個小院構成,占地面積8700平方米,房屋313間。 
  到過這里的人,首先都會被這種建筑規模所震撼,進而自然會聯想到這種規模所代表的巨大財富。很多人也許并不知道,這樣的建筑并不是由一代人建成的,它是喬家六代人不懈努力的結果。它的建筑年代從清乾隆年間開始,一直到抗日戰爭爆發而被迫中斷,前后的時間跨度將近兩百年。 
  幾乎所有的晉商大院,都是這樣經過漫長的時間。面積規模由小到大,建筑樣式由簡到繁,最后形成今天看到的格局。一些建筑的歷史,甚至可以追溯到明萬歷年間。明萬歷年是公元1547年到公元1577年,距離今天已經有四百多年了。 
  對于古代建筑的考察,并不只是為了發思古之幽情,而是這些老房子的歷史,直接印證出了晉商發展的時間脈絡。 
  明朝的許多史籍文獻、文人筆記中也都或多或少涉及了當時晉商的財富狀況。明朝嘉靖年間內閣大學士嚴嵩的兒子嚴世潘曾與人數說:“天下富家,積資滿五十萬以上,方居首等”,結果當時全國共有十七家列入,其中“山西三姓,徽州兩姓”。 
  明人沈思孝在這本《晉錄》中說:“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 
  史籍文獻和實物佐證都能夠說明至少到明朝中葉的嘉靖萬歷之時,晉商已經開始在經營范圍和財富積累的過程中嶄露頭角。 
  山西大學研究生學院院長行龍:“要明白山西為什么在明代開始就有這么多的人從事商業,我想應該對明代初期山西的社會狀況有一個基本的了解。其中最主要的一個,就是當時山西面臨的巨大的人口壓力。元末明初的一場農民戰爭,它的戰區主要是在中原地區。經過這十幾年的戰亂,中原地區是人口喪失非常的嚴重。相對來講山西卻是一個風調雨順的社會環境,就在明代初年朱元璋洪武年間的時候,山西的人口總數就達到了四百萬。這個四百萬已經相當于,當時河北、河南兩個省區人口總數的總和! 
  山西財經大學教授孔祥毅:“很多縣志,包括浮山志、翼城縣志、臨汾縣志,至少我看見有三十多部縣志,都談到一點,由于土地瘠薄,人口稠密,生計不好維持,所以只好外出,以謀求得到一種補救! 
  各種史料雖然說明了在山西歷史上為什么會有那么多的人離開土地去經商,但不管誰經商,做什么生意,都得有商品可出售,山西既然土地貧瘠,農產品連養活自己都不夠,怎么會有多余的東西轉化為商品呢? 
  在古代中國的農業社會中,山西在農業生產上算不上發達,那么資源就必然成為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最為重要的因素,煤炭是現代工業生產的產物,這里當然不是指煤炭。和晉商,甚至可以說和山西千年社會發展緊密相關的重要資源,那就是鹽。 
  山西南部的鹽池,是中國最古老的產鹽區之一,有三四千年的生產歷史。 
  《山海經》中記載的神話故事說:早在遠古的黃帝時代,中國人已經開始在這里開采池鹽。 
  到了春秋時期,《左傳》中已經有了開采山西南部池鹽的確切記載。漢代時,曾在全國二十郡設鹽官三十名,而管理這片鹽池的官員為全國鹽官之首。由此也可以看出鹽池的歷史不但古老,而且在統治者的心目中,地位也十分重要。 
  不僅如此,鹽還是中國最古老的商品。 
  上海師范大學歷史學博士黃純艷:“春秋時候管子就講,鹽是‘十口之家,十人食鹽。五口之家,五人食鹽。無鹽爾,餓死而腫!闳绻怀喳},就是我們現在通俗所講的,不吃鹽要得大脖子病。人人離不開鹽,那時候商品經濟不太發達的時候,鹽是一個大宗的商品! 
  山西大學歷史系博士馬偉:“日本學者宮崎市定,他寫了篇文章叫《歷史與鹽》。在這里頭他認為商賈的賈,就是出于盬,而盬呢?就是指咱們山西解州的池鹽。他還認為,中國商業的起源同鹽的關系極為密切。大家都知道中國最早的重要商品就是鹽。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最古老的商人,恐怕就是山西商人! 
  鹽造就了中國古代第一批大商人,他們中有許多是占有資源優勢的山西人。在周朝的史書《國語》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他們的身影!敖{邑富商,其財足以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絳邑就是指的今天山西南部的一些地區。富可敵國的山西商人們,坐著用金玉裝飾的豪華馬車,穿著華麗的服裝,來往于宮廷之中。 
  當時最有名的商人要數一個叫猗頓的人。他原來是齊國的一個小貴族,后來在山西南部靠經營畜牧和販鹽起家!稘h書》中用“贊擬王公,馳名天下”這樣的詞形容他,可見在當時,一旦掌握了重要的鹽業資源,對于商人來說意義是何等重大。 
  那么晉商是如何從朝廷手中取得這種特權的呢? 
  首都師范大學教授田培棟:“明朝的時候,朱元璋推翻了元政權以后,蒙古人就跑到北邊,都跑掉了,包括他的軍隊什么的都跑了。后來,有一部分人,像朱元璋手底下的軍事將領徐達主張往北要追他,要消滅他。朱元璋感覺到,才統一國內還有許多事情沒有做。因此就說,不要追了,以后再說。他們研究的結果就是在北邊設立九個重鎮! 
  廈門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鈔曉鴻:“相當于現在的九大軍區一樣的,駐扎了大量的軍隊。而且根據研究,軍隊的人數非常多,一度達到了120萬人。120萬人相當于說,要有120萬人的生活的消費和軍事的消費。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消費市場,消費的市場一定要來自于商品的供應。什么人來供應呢?商人來供應。哪里的商人來供應呢?山西商人來供應! 
  山西社科院研究員高春平:“洪武三年,山西的一個行省參政,有個叫楊憲的,給朱元璋上了一個奏折,提出個建議。利用政府控制食鹽,讓商人把糧食運到邊境上。政府給他一部分鹽引,鹽引說得白一點兒,通俗一點兒,就和咱們的專利憑證,就像糧票布票一樣。商人拿上鹽引了,只要給邊關運了多少石糧食,一般情況是200石糧食,政府就給你一張引票。你拿這張引票,就可以去兩淮、河東鹽池換鹽去,換鹽以后你再去賣鹽。這樣中間的差額利潤,商業講究差額利潤,就很大。這個政策有三個好處,一個是利于國家,第二便于商人,惠商,第三是利于減輕老百姓的負擔,這是個一舉三得的事情。所以當這個建議上去了以后,朱元璋很感興趣,下令推行全國! 
  “開中制”雖然為晉商興起提供了機遇。但有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是“山西商人”無法改變的,那就是這項制度是通過向前線輸納糧食的方式,來換取賣鹽的特權。沒有糧食就拿不到鹽業的經營權力,而當時晉商手中顯然缺乏大量屯集糧食的條件,因為糧食恰恰是山西最缺乏的農業產品。那么晉商如何解決這樣一個看似無法解決的難題呢? 
  明代晉商中有一位很有名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張允齡。他早年喪父,生活的艱苦使他不得不在十五六歲時,就踏上商旅生涯。后來他的兒子、內閣大學士張四維,在自己的文集中曾深有感觸地談到自己父輩早年的艱苦經歷:“吾蒲介在河曲,土陋而民伙,田不能一援,緣而取給于商,計春挾輕資牽車走四方者,十室九空! 
  這段文字雖然很短,但它不僅談到了晉商最初的經商動機,而且還向我們透露出晉商在當時是怎么做生意的!皰遁p資牽車走四方”,實實在在地記錄了當時晉商的事業是如何開始的。山西沒有多余的糧食,但與山西隔河相望的河南,再往南的山東,卻都是中國重要的糧食產區。于是山西人開始推著小車,擔著擔子,將中原、江南的糧食運往北部邊鎮。在這種貿易中,不利的自然條件、人口壓力都開始轉化為得天獨厚的優勢。山高水長,在認準了目標的山西商人面前已經變得無足輕重。而多余的農業人口,又恰恰是在傳統社會中從事長途運輸所必須的條件。 
  這是晉商邁向成功的第一步,這一步邁得并不容易。推著木轱轆小車,載著沉重的糧食和鹽,在崇山峻嶺中穿行。行路之人不但要忍受常人所難以忍受的艱難,還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了思鄉之苦。一定要走向富裕的信念支撐著他們,從始至終山西人都走得那么不可動搖,這一走竟然持續了四百年的時間。 
  到過這里的人,首先都會被這種建筑規模所震撼,進而自然會聯想到這種規模所代表的巨大財富。很多人也許并不知道,這樣的建筑并不是由一代人建成的,它是喬家六代人不懈努力的結果。它的建筑年代從清乾隆年間開始,一直到抗日戰爭爆發而被迫中斷,前后的時間跨度將近兩百年。 
  幾乎所有的晉商大院,都是這樣經過漫長的時間。面積規模由小到大,建筑樣式由簡到繁,最后形成今天看到的格局。一些建筑的歷史,甚至可以追溯到明萬歷年間。明萬歷年是公元1547年到公元1577年,距離今天已經有四百多年了。 
  對于古代建筑的考察,并不只是為了發思古之幽情,而是這些老房子的歷史,直接印證出了晉商發展的時間脈絡。 
  明朝的許多史籍文獻、文人筆記中也都或多或少涉及了當時晉商的財富狀況。明朝嘉靖年間內閣大學士嚴嵩的兒子嚴世潘曾與人數說:“天下富家,積資滿五十萬以上,方居首等”,結果當時全國共有十七家列入,其中“山西三姓,徽州兩姓”。 
  明人沈思孝在這本《晉錄》中說:“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 
  史籍文獻和實物佐證都能夠說明至少到明朝中葉的嘉靖萬歷之時,晉商已經開始在經營范圍和財富積累的過程中嶄露頭角。 
  山西大學研究生學院院長行龍:“要明白山西為什么在明代開始就有這么多的人從事商業,我想應該對明代初期山西的社會狀況有一個基本的了解。其中最主要的一個,就是當時山西面臨的巨大的人口壓力。元末明初的一場農民戰爭,它的戰區主要是在中原地區。經過這十幾年的戰亂,中原地區是人口喪失非常的嚴重。相對來講山西卻是一個風調雨順的社會環境,就在明代初年朱元璋洪武年間的時候,山西的人口總數就達到了四百萬。這個四百萬已經相當于,當時河北、河南兩個省區人口總數的總和! 
  山西財經大學教授孔祥毅:“很多縣志,包括浮山志、翼城縣志、臨汾縣志,至少我看見有三十多部縣志,都談到一點,由于土地瘠薄,人口稠密,生計不好維持,所以只好外出,以謀求得到一種補救! 
  各種史料雖然說明了在山西歷史上為什么會有那么多的人離開土地去經商,但不管誰經商,做什么生意,都得有商品可出售,山西既然土地貧瘠,農產品連養活自己都不夠,怎么會有多余的東西轉化為商品呢? 
  在古代中國的農業社會中,山西在農業生產上算不上發達,那么資源就必然成為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最為重要的因素,煤炭是現代工業生產的產物,這里當然不是指煤炭。和晉商,甚至可以說和山西千年社會發展緊密相關的重要資源,那就是鹽。 
  山西南部的鹽池,是中國最古老的產鹽區之一,有三四千年的生產歷史。 
  《山海經》中記載的神話故事說:早在遠古的黃帝時代,中國人已經開始在這里開采池鹽。 
  到了春秋時期,《左傳》中已經有了開采山西南部池鹽的確切記載。漢代時,曾在全國二十郡設鹽官三十名,而管理這片鹽池的官員為全國鹽官之首。由此也可以看出鹽池的歷史不但古老,而且在統治者的心目中,地位也十分重要。 
  不僅如此,鹽還是中國最古老的商品。 
  上海師范大學歷史學博士黃純艷:“春秋時候管子就講,鹽是‘十口之家,十人食鹽。五口之家,五人食鹽。無鹽爾,餓死而腫!闳绻怀喳},就是我們現在通俗所講的,不吃鹽要得大脖子病。人人離不開鹽,那時候商品經濟不太發達的時候,鹽是一個大宗的商品! 
  山西大學歷史系博士馬偉:“日本學者宮崎市定,他寫了篇文章叫《歷史與鹽》。在這里頭他認為商賈的賈,就是出于盬,而盬呢?就是指咱們山西解州的池鹽。他還認為,中國商業的起源同鹽的關系極為密切。大家都知道中國最早的重要商品就是鹽。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最古老的商人,恐怕就是山西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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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最有名的商人要數一個叫猗頓的人。他原來是齊國的一個小貴族,后來在山西南部靠經營畜牧和販鹽起家!稘h書》中用“贊擬王公,馳名天下”這樣的詞形容他,可見在當時,一旦掌握了重要的鹽業資源,對于商人來說意義是何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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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社科院研究員高春平:“洪武三年,山西的一個行省參政,有個叫楊憲的,給朱元璋上了一個奏折,提出個建議。利用政府控制食鹽,讓商人把糧食運到邊境上。政府給他一部分鹽引,鹽引說得白一點兒,通俗一點兒,就和咱們的專利憑證,就像糧票布票一樣。商人拿上鹽引了,只要給邊關運了多少石糧食,一般情況是200石糧食,政府就給你一張引票。你拿這張引票,就可以去兩淮、河東鹽池換鹽去,換鹽以后你再去賣鹽。這樣中間的差額利潤,商業講究差額利潤,就很大。這個政策有三個好處,一個是利于國家,第二便于商人,惠商,第三是利于減輕老百姓的負擔,這是個一舉三得的事情。所以當這個建議上去了以后,朱元璋很感興趣,下令推行全國! 
  “開中制”雖然為晉商興起提供了機遇。但有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是“山西商人”無法改變的,那就是這項制度是通過向前線輸納糧食的方式,來換取賣鹽的特權。沒有糧食就拿不到鹽業的經營權力,而當時晉商手中顯然缺乏大量屯集糧食的條件,因為糧食恰恰是山西最缺乏的農業產品。那么晉商如何解決這樣一個看似無法解決的難題呢? 
  明代晉商中有一位很有名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張允齡。他早年喪父,生活的艱苦使他不得不在十五六歲時,就踏上商旅生涯。后來他的兒子、內閣大學士張四維,在自己的文集中曾深有感觸地談到自己父輩早年的艱苦經歷:“吾蒲介在河曲,土陋而民伙,田不能一援,緣而取給于商,計春挾輕資牽車走四方者,十室九空! 
  這段文字雖然很短,但它不僅談到了晉商最初的經商動機,而且還向我們透露出晉商在當時是怎么做生意的!皰遁p資牽車走四方”,實實在在地記錄了當時晉商的事業是如何開始的。山西沒有多余的糧食,但與山西隔河相望的河南,再往南的山東,卻都是中國重要的糧食產區。于是山西人開始推著小車,擔著擔子,將中原、江南的糧食運往北部邊鎮。在這種貿易中,不利的自然條件、人口壓力都開始轉化為得天獨厚的優勢。山高水長,在認準了目標的山西商人面前已經變得無足輕重。而多余的農業人口,又恰恰是在傳統社會中從事長途運輸所必須的條件。 
  這是晉商邁向成功的第一步,這一步邁得并不容易。推著木轱轆小車,載著沉重的糧食和鹽,在崇山峻嶺中穿行。行路之人不但要忍受常人所難以忍受的艱難,還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了思鄉之苦。一定要走向富裕的信念支撐著他們,從始至終山西人都走得那么不可動搖,這一走竟然持續了四百年的時間。 
  公元1690年,清康熙二十九年,四十一歲的康熙皇帝,在平定了三藩之亂,收復臺灣之后,又將鋒芒指向了蒙古草原上叛亂的貴族噶爾丹。這樣的戰爭,在中國歷史上不是第一次。因為在此之前的歷代統治者,都必須對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對中原內地的掠奪和侵擾做出反應。而歷史上幾次大規模的對游牧部落的征伐,都一致選擇了山西作為進兵的起點。 
  山西北部與蒙古草原接壤,南部和中原政權的統治中心,不論是大唐的都城長安,還是大宋的都城汴梁隔河相望。處于這樣的地理位置,難怪無論是游牧部落,還是中原政權,都把山西作為互相軍事攻擊時最直接的通道。時空轉換,戰爭時的兵家必爭之地,到了和平時期就非常有可能成為農業文明和游牧文明相互交融的商路。經過康熙、雍正、乾隆祖孫三代的屢次征戰,西北地區終于被牢固地控制在自己的統治之下,這種國家大局的穩定,為晉商的發展提供了極為重要的積極條件。同時一個面積廣闊的市場,向晉商敞開了大門。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方行:“他們深入新疆蒙古地區,把當地農牧民所需要的商品,從內地運進去,把當地的農牧民所需要銷售的商品,從當地把它運出來,并且把內地的先進的生產技術、文化以至醫藥,都帶到了西北地區! 
  清華大學經濟學研究所博士龍登高:“那么我們知道晉商,它的形成是有特殊的條件,這個我想山西的學者已經有很多的研究了,就是他們通過像食鹽這樣的一些專門物資,以及完成中央政府的一些壟斷經營等等,來獲得他們在明清迅速成長的契機。另一方面也就是,可以說一個更根本的原因,也就是晉商能夠在全國呼風喚雨,也就是他們抓住明清時期,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這么一個歷史性的機遇。這樣才使得晉商他在全國各地,他們的足跡遍布全國各地! 
  公元1727年,清雍正五年,清政府和俄羅斯帝國在一座叫恰克圖的小城簽訂條約,俄國商人終于獲得了和中國商人直接貿易的權利。當時俄國商人最希望獲得的商品就是中國的茶葉。這種商品,不僅在俄羅斯有著巨大的消費群體,甚至它在整個歐洲都是最掙錢的東西。 
  中俄兩國之間的茶葉貿易最終導致了一條商業大通道的產生,它由中國南部的福建省為起點,終點是位于俄國的圣彼德堡,跨越歐、亞兩個大洲。這條商業通道俄國方面,由俄國政府控制,它的另一段完全由晉商把持。 
  內蒙古作協副主席鄧九剛:“絲綢之路衰落之后,在歐亞大陸上又形成了一道國際通道,就是茶葉之路。這個茶葉之路,大的概念就是從中國的南方,遠的地方杭州、武夷山,就是現在的福建,再往近就是漢口附近的羊樓山、赤壁這些產茶的地方,采集了茶葉,主要是粗茶、磚茶。這種茶通過山西商人的組織,在漢口以南,一直是用船來運輸。到了漢口起岸,就用這個高腳,山西商人把它叫高腳。高腳是什么?就是駱駝、騾子這兩種東西,主要是駝隊,運到歸化城。歸化城是一個大的集散地,還有一個地方就是現在的張家口,也是一個大的集散地。從這兩個地方重新組織大的駝隊,把它編排、整編,像軍隊式的那樣一種駝隊,運到烏蘭巴托,就是當時的庫侖,現在蒙古西部的烏里雅蘇臺和科布多。然后通過烏蘭巴托再往北走,到達現在的俄國邊境城市恰克圖。恰克圖在兩百年以前是中俄邊境上一個最大的貿易口岸! 
  山西財經大學教授孔祥毅:“事實上這條路的交易量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好像是在19世紀60年代的時候,也就是在同治皇帝那個時期,通過恰克圖這一條路線,不包括海拉爾和塔爾巴哈臺。光中間這一條路線的交易量,在俄國方面,占俄國的出口貿易的40%,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量的,進口出口貿易總量分別是18%、16%。是通過恰克圖市場進入俄國,然后進入歐洲市場! 
  平遙,山西中部的一座古老縣城,不論是它四周環繞的高大城墻,還是隨處可見的明、清民居,都給人一種歲月悠遠的感覺。 
  在平遙西大街上,有一座四合院式的古建筑,這里過去是一家商號,商號的名字叫“日升昌”。今天許多學者,都把它看做是中國現代各式銀行的鄉下祖父。單從外觀上,很難把它和我們印象中的“銀行”聯系起來,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學者們在今天如此簡陋的地方,做出這樣高度的評價呢? 
  公元1823年,清道光三年,平遙城中一個叫雷履泰的商人開始嘗試用金融票據往來的方式,代替施行了幾千年的商業往來必須用金、銀作支付和結算手段的老辦法。 
  為此,他開辦了這間叫“日升昌”的特殊商號!叭丈钡呐c眾不同是因為它經營的商品不是一般貨物,而是金融票據、存款、貨款和匯款這些業務,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家做這樣生意的商號。 
  雷履泰雖然只開辦了“日升昌”這一家票號,但他實際上是開創了一個全新的行業。在此后的一百多年時間里,別人仿效“日升昌”的模式,先后開設了三十多家類似的商號。因為它們都以經營匯票為主,而且又都是由山西人開辦,所以當時的人們和后來的研究學者都把它們統稱為“山西票號”。 
  山西省財經大學副教授黃鑒暉:“那么山西商人分布全國各地,他販運貨物開始往往都是運送現銀,那么山西商人就體會到這個問題,體會到這個困難,所以首先由山西商人創辦了賬局、票號,解決了山西商人本身就有的困難,也為其他地方的商人的經營解決了這些困難! 
  山西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劉建生:“日升昌的出現,我們講,可以說是中國金融領域里邊一個劃時代的產物。首先,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貨物流通總量的增加,以至于遠足貿易的普遍開展。如何解決資金融通問題,如何解決異地匯兌問題,就迫在眉睫,必須解決,要適應這樣一種狀況,誰來擔綱,歷史地落在了山西商人身上! 
  一百多年前,人們已經用“一紙之符信遙傳,萬兩之白銀立集”來形容山西票號了。這句話不光是夸耀票號的經營能力,更重要的是,它同時說明了票號給人們帶來的便利!叭f兩白銀”即使按今天的標準衡量,重量也將近一噸。帶著這樣重的貴重金屬做生意,實在說不上方便、安全。用“一紙之符信遙傳”這種匯票方式代替現銀往來,不僅方便安全,更重要的是,它使原本凝滯的商業血脈順暢起來,整個社會的財富隨著這種順暢得以迅速增長。 
  經濟學家馬寅初曾對票號的歷史貢獻,做出過這樣的評價:“如是既無長途運現之煩,又無中途水火盜賊之險,而收解又可兩清。商業之興,國富以增,票莊歷史上貢獻不可謂不大! 
  到清朝末年,1904年,山西票號在全國一百多個城市開設了450家分號,經營的金額高達七、八億兩白銀,就連清政府的政府稅收很大一部分也都由山西票號匯兌存儲,山西票號獲得了“匯通天下”、“九州利賴”的名聲。 
  1900年,八國聯軍攻占北京,慈禧、光緒倉皇逃往西安。路過山西時,票號不僅完全支付了這個流亡朝廷的各種花銷,而且還送給慈禧、光緒不小的旅費,其中僅“大德通”一家商號就拿出30萬兩銀子。 
  1905年,當時任直隸總督的袁世凱想要自己開辦一家銀行,以他這樣的身份開設的銀行,自然想要比別人開得規模更大,信用更好。但要做到這一點,必須要有一大批干練、成熟的人來經營管理,袁世凱首先想到的就是山西商人。 
  那一年六月三十日,天津《大公報》的一篇新聞中說,“袁宮保以銀行為財政樞紐,而欲辦銀行必須培養人才。山西匯號一切辦法尚與銀行近似,擬招匯商學徒,在津設立銀行專門學堂……已派董觀察赴晉勸暮矣! 
  票號的成功,甚至給西方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九世紀,很多西方國家駐華領事,在商務報告中都提到了山西人開設的金融企業票號。駐漢口的英國領事說,漢口商人與外埠業務往來多由富裕的山西票號占先,它的作用幾乎與英國銀行一樣。駐上海的英國領事,也用了類似的語言描述山西票號:“它們的信用很高,與內地各省的匯兌業務,以及中國人對通商口岸交易所簽發的票據,全部都經過山西票號! 
  德國地理學家曾任柏林大學校長的李;舴谀芯,在他的學術著作《中國》一書中曾這樣評價晉商:“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業精神,有無比優越的計算智能和金融才華!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所長朱蔭貴:“我對這些東西非常有興趣,也對過去票商能達到的高水平,非常感到崇敬。因為它能夠延續五百多年,在當時的中國社會的各個省里面,它的作用達到了一個很輝煌的時期。就是說沒有一個金融組織,曾經達到過票商這樣高的水平。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 
  中國商業史學會會長胡平:“票號這種商品運作,進入到資本運作,或者商品運作跟資本運作相結合,這個在近代經濟發展中,應該是必然的一步,那么北方有票號,南方有錢莊,這預示著近代文明開始進入中國。那這個東西呢,是土生土長的,我們票號、錢莊還開到外國去呀,所以這是土生土長的東西。這樣子呢,這個也是一種經濟發展必然的規律,一種趨勢。那么對整個經濟的發展的作用,現在我們人們的研究還不夠,很可惜,后來因為外國銀行進來,把我們的擠掉,加上我們晉商的經濟負擔、戰亂、稅賦特別嚴重了以后,造成破產。這是一種很不愿意見到的一種結局。但是它歷史上的功勞,中國是首創的! 
  今天,當我們穿行在這些古老的縣城中時,您也許很難想象這些灰色的磚墻、厚實的木門后面,發生過的一些驚心動魄的財富故事,很難想象一些曾經名滿天下的票號總部就設在這些古老的院落之中。 
  一百多年以前,票號商人就坐在這些廳堂之上,輕松調度著上千萬兩的白銀,他們的舉手投足很有可能會造成千里之外,那些名城大邑的市場波動。 
  他們到底是些什么樣的人呢?在這些莊重的神情、沉穩的目光之后,還隱藏著一些什么不為人知的故事呢? 

  二、走西口

  《走西口》是一首古老的山西民歌,據說它已經流傳了一兩百年。 
  這首歌不但山西人會唱,山西鄰近的內蒙、陜西,甚至更遠一點的寧夏、青海、甘肅也有許多人會唱。 
  中國有句老話叫“十里不同音”,說的是民歌有很強的地域性。之所以西北許多地方的人會唱《走西口》,原因大概是,當時有許多山西人曾到過這些地方,他們中的一些人一直在唱這首歌,時間長了,當地人也學會了。 
  包頭,現在是內蒙古草原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超過兩百萬。在一百多年前,這里還只是個叫包克圖的小村子。包頭人說,因為山西人到這里做生意,才一點一點有了今天包頭城的雛形,現在包頭城里還流傳著“先有復盛公,后有包頭城”這樣的說法。復盛公就是山西一戶姓喬的商人在一百多年前開的商號的名稱。 
  山西,明、清兩朝的許多地方志中,也提到了當時山西人到西北謀生的經歷。由于有這種經歷的人太多,在一些地方竟成了一種風俗。 
  《太谷縣志》中記載太谷縣的人“耕種之外,咸善謀生,跋涉數千里率以為!。 
  《盂縣志》中說“往往服賈于遠方,雖數千里不辭”。 
  《壽陽縣志》說鄉民“貿易于燕南塞北者亦居其半”。 
  北京工商大學教授梁小民:“山西人走西口的時間呢?大概是在明代的中期開始,那么截止時間大概到清朝末年,其中的高潮應該是在明末清初,這個時候數量是最大。所謂走西口呢?應該前后持續了將近三百年左右,而且應該說走西口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就是由于山西當時人口比較多,所以生活比較困難。于是呢?人口外遷,這是一部分人。另一部分人就是由于在內蒙這一帶,當時的邊防需要,所以晉商就是在明代中期時候,內蒙邊防的需要發展起來的。那么一部分人走西口,就是為了適應這種要求,到口外去發展商業,發展貿易,以至于到后來的票號。所以走西口這個現象,實際上就是中國移民的一個部分! 
  一首民歌竟扯出一段厚重的歷史,這段歷史包含著成千上萬人的命運。而他們的命運又或多或少地和那個叫西口的地方有關系。那么西口到底在哪里呢? 
  這里就是最初的西口,它位于山西、內蒙交界處的右玉縣,它實際上是長城上的一道關隘,真正的名字叫殺虎口。 
  在明代時,為了防止蒙古騎兵南下,這里曾駐扎了大量軍隊。明朝和蒙古部族關系緩和之后,它又被開辟為雙方貿易的市場。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個皇帝,先后出兵平定西北叛亂,殺虎口又成了供應大軍糧草的后勤基地。戰爭結束后,這里成為山西人進入西北地區的門戶。由于來往的客商很多,甚至造成了這個地方一度的商業繁榮。 
  山西右玉縣殺虎口村居民:“是繁榮啦,過去我聽人說這地方有三千六百家人家。從這兒一直走,就到了呼市、大同、包頭、西包頭,出了外面了。這會兒大概有四五百家! 
  山西右玉縣殺虎口村居民:“從來提起右玉縣,沒名,一提起殺虎口來,叫小北京,有名! 
  山西右玉縣殺虎口村居民:“過去是天天進斗金斗銀的地方,我自己沒牙了,說不真。聽懂意思了沒有?沒有什么可說的,反正過去有個戶部衙門,樓房挺多,七十二座廟,旁的一時咱們也記不住了! 
  山西右玉縣殺虎口村居民:“余、張、馬。這三家是大有錢的,人家門前有旗桿的,都是做過大官的! 
  殺虎口的變遷,其實可以看做明、清山西歷史一個縮影。如果我們站在整個中國的角度打量山西,就會發現,山西北鄰蒙古草原,南邊緊挨著中原腹地。草原上的牧民需要農民種的茶、紡的布,中原的農民種地也少不了牧民放的牛、養的馬。這種相互的需要,必然會造成商業的往來,如果商業往來被人為阻斷的話,就只能以戰爭的方式來解決。 
  但不論戰還是和,山西可能都是連通中原腹地與蒙古草原之間最短的一條通道。這一點,那些想在中國建立強大王朝的人都看得很清楚。清朝皇室入關之前,在制訂他們經略中原的戰略時,就把山西作為必須控制的地區之一。他們認為“山東乃糧運一道,山西乃商賈之途,極宜招撫,若二省兵民歸我們版圖,則財賦有出,國用不匱矣! 
  這些話并不是說說而已,清兵一入關,順治皇帝的屁股還沒有在紫禁城的龍椅上坐穩,馬上召見了當時最有名的八位山西商人!把绫愕、賜服飾”,又是請客,又是送禮,最終還把這些商人編入了由內務府管理的“御用皇商”的行列。 
  順治皇帝超規格的禮遇,為清朝后幾任的統治者換來了極大的回報。雍正十五年,朝廷調集九省大軍,平定青海叛亂。清軍進入草原深處之后,由于補給線過長,軍糧供應發生困難。 
  正當朝廷上上下下一籌莫展之際,一個叫范毓賓的山西商人站出來說“這件事就交給我做吧!”范毓賓的爺爺,恰恰就是參加過順治皇帝賜宴的那八位商人之一。 
  一個國家都很難做成的事,一個商人做起來可能就更加艱難。有一次,范毓賓運往前線的十三萬擔軍糧被叛軍劫走,他幾乎變賣所有家產,湊足一百四十四萬兩白銀,買糧補運。 
  今天,我們可以在《清史稿·列傳》中找到范毓賓的名字,它是和朝廷的封疆大吏、王公貴戚的名字放在一起的。在這篇《列傳》中說他“輾轉沙漠萬里,不勞官吏,不擾閭鄰,克期必至,省國費億萬計”。 
  范家以“毀家抒難”的做法,贏得了朝廷的信任和賞識,作為回報,朝廷慷慨地把與西北游牧民族貿易的特權交給了范家。這一下對范毓賓家族來說,稱得上是天大的商機獲取,因為在此之前,朝廷是嚴禁漢人進入草原和牧民進行貿易的。 
  走西口的路就這樣被打通了。 
  學者余秋雨:“這牽扯到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就是西北,非常遙遠的地方,氣候也非常寒冷。盡管清朝統治者來自于東北,但是對西北還是陌生,生態也還是不一樣的。在這種情況下面,我們按照我們現在想起來,叫后勤供應非常困難,所以他們有一個非常聰明的政策,就是那些戍邊將士們的所有用度有沒有通過一定的商業方式,商業運作方式來解決。那么你如果能夠解決的話,我們朝廷給你們另外一種的許諾,比如賣鹽的許諾。在這種情況下面,山西正是首當其沖。它的地理位置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在我們中原統治的中心,比如像北京,還有其他地方,一直到西北邊疆去的大通道,山西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門戶,非常重要的門戶,這叫因緣際會。在這么個大形勢之下,山西的走西口的群體就有了方向! 
  這些院落是山西人走西口發財之后為自己修造的房子,F在它們被作為晉商財富的象征。如果略微探究一下這些大院的歷史,就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這些院落的第一代主人,在走西口之前,幾乎全是一些在家鄉走投無路的貧苦農民。 
  喬家大院,這里過去曾住著山西最有名的一戶大商人。他們的商號主要開在內蒙古的包頭市。鼎盛時期,他們幾乎壟斷了包頭的一切貿易經營活動。而喬家由寒酸貧困通往大財大富的發展道路,就是由先祖喬貴發走西口開始的。 
  喬貴發第六代孫喬挹青:“一開始去包頭的時候,喬貴發一分錢都沒有,就全是靠苦力打工。后來掙了一些錢,但是當初買賣做得也不是很好,他就回到老家又開始種地了。他在包頭的那個小買賣,就請一個姓秦的老鄉在那兒守著! 
  山西祁縣史志辦主任武殿琦:“乾隆二十年的時候,他有一個機遇。那年是糧食豐收,老秦那個時候感到糧價很便宜,他就收購了大量的黃豆、玉米這一類東西,為的是以后磨豆腐、生豆芽。因為價錢比較便宜,存了一部分,沒想到第二年天氣大旱,一旱以后大莊稼種不下去,只好種點兒小秋。黃豆值錢了,買賣有了轉機,老秦又把老喬叫到那兒去。兩個人從那個時候開始有點模樣,有點規模了! 
  歸根結底,喬貴發走西口是因為窮。在當時,山西有很多像喬貴發這樣的窮漢,他們窮困的原因并非因為懶惰,而是因為山西的自然條件實在太惡劣。清朝山西一個讀書人在談到山西時曾痛心疾首地說“無平地沃土之饒,無水泉灌溉之益,無舟車漁米之利,鄉民惟以墾種上嶺下坂,汗牛痛仆,仰天續命”!昂古M雌汀钡囊馑季褪钦f牛已經累得渾身大汗了,主人仍要使勁抽趕。在傳統社會中,耕牛對于農民來說,不僅是家里最值錢的家當,還是他們勞作的伙伴。不到萬不得已,輕易不會這樣拼命使喚。但是即使這樣拼命地干,田里產出的糧食仍不夠糊口,清朝一個叫任啟運的人說“江南二百四十步為畝,山西千步為畝,而田之歲入,不及江南什一”。大同的地方志甚至說大同地區“歲豐,畝不滿斗”。 
  山西不但土地貧瘠,而且自然災害頻繁。在清朝三百多年的時間里,山西全省性的災害就達一百多次,平均三年一次,其中最長的一次旱災長達十一年。據官方統計,死于這次災荒的山西人超過了三百萬。 
  一方水土,不足以養活一方人時,山西人就只能走出去。 
  那首叫《走西口》的民歌,開始在山西的村頭、路邊響起來。它的歌詞其實是妻子送別丈夫,少女告別情郎時說的一些家常話。因為分別之后就不知道什么時候再能見面,所以叮囑的就多一些,瑣碎一些,生怕有什么自己想不到的地方。 
  再舍不得走也還是走了,咬住牙,想著有一天一定要再走回來,后來他們真的回來了。就在這片逼著他們不得不走出去的貧瘠土地上,給妻子、兒女蓋起了一座座結結實實、富麗堂皇的院落。 
  這是一張山西人走西口的大致路線圖。 
  從山西中部和北部出發,一條向西,經殺虎口出關,進入蒙古草原;一條向東,過大同,經張家口出關進入蒙古,不論走哪條路,首先都要穿過橫亙在那里的長城設置的一系列關口。 
  既然是長城上的關口,最初的作用是作為軍事要塞,地理位置自然十分險要。 
  雁門關位于平均海拔1500米的太行山脈之中,它之所以得名,據說是因為這里位置太高,關城建好之后,空中飛的大雁也只能從城門洞中穿過去。一兩百年前,走西口的山西人沿著崎嶇的山路,翻過這些一眼望不到頭的大山,為了能在春天到達草原,他們又往往必須選擇在數九寒天就開始這種漫長的跋涉。 
  在這種條件下,山西人不但走了過去,而且是一代又一代地這樣走過。固關是山西東北部的一座門戶。通過固關關城的路,由厚重的青石鋪成,由于往來人員車馬川流不息,年長日久,甚至在這些青石上,軋出了幾寸深的車轍印。 
  如果說,這些只是地理上的關口的話,那么翻過這里,走西口的山西人還要面對一座座心理上的關口。 
  出雁門關往北不到一百公里,有個村子叫歧道地。在村子邊有兩條大路,一條通往殺虎口,一條通往張家口。雖然兩條路最終都可以到達蒙古草原,漫漫長途到底該往哪兒走呢? 
  對最初走口外的山西人來說,蒙古草原只是寄托著他們模糊的希望。在那里他們到底能做什么?結果又會怎樣?大家心里并不清楚。那些迫于無奈,只好咬著牙忍著淚從家里義無反顧地走出來的人們,面對眼前的選擇時開始猶豫了。當年,他們中的許多人,就站在這處叫黃花梁的山岡上,唱起那曲悲涼的歌。 
  山西山陰縣歧道地村民:“南面的人上來,到在這兒來說了,一爬上這個梁,就可以看見下面(兩條路),這就是說‘上一個黃花梁呀,兩眼哇淚汪汪呀,先想我老婆,后想我的娘呀!’這意思也就是一個順口溜哇! 
  山西山陰縣歧道地村民:“他就沒有把握,他就不知道哪頭去,生意好生意壞,他就到這兒扔鞋板兒呀,把這個鞋一脫一扔,扔在哪邊他就走哪邊,好與壞他就走在那頭兒! 
  這樣的做法,不是聽天由命,它更像是一種貝者博,和命運,和老天爺的一種貝者博。賭注就是自己的一條生命。 
  內蒙古作協專業作家柳陸:“第一,山西人走西口,他遇到的首先是土匪。土匪半路要搶劫他,有一個叫黑土崖子,從府谷縣一進入包頭,有個地方叫黑土崖子。這個地方是土匪出沒的地方,所以好多人葬身在沙漠里面沙蒿里頭,被搶被劫;還有就是被凍死的,因為北方草地氣候寒冷,它不像中原地帶,不像山西口里那樣暖和。他不了解,那個時候沒有什么氣象部門預報,他不了解,遇到暴風雪,道路不通,沒辦法被凍死的,還有被餓死的,在沙漠里迷失了方向! 
  山西文學院專業作家燕治國:“有個關,在關里頭還是內陸的風光,也沒有風沙。但從這個關口一開大門,我開過那個大門,外邊一股風就吹進來了,再往前跨一步,就進入蒙古荒原了,到處是風沙。所以走西口的路上,到現在都能看到山西人的骨頭,尸骨,白骨累累! 
  山西省外經貿廳研究員渠紹焱:“結冰,零下四十度;夏天,熱得能昏過去,就是這樣的話,山西商人照樣走過去! 
  內蒙古作協專業作家柳陸:“所以山西人講,就是我搭著命在走西口! 
  沒有人統計過從清朝初年,一直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有多少山西人在這荒原、沙漠中跋涉過,但山西的許多地方志中,卻記載了大量的這樣的故事。 
  山西財經大學副主席孔祥毅:“比如榆次有個姓董的,他父親和他母親結了婚就走了,以后生下他。根本沒見過父親,三次到新疆去找,聽說在新疆,在哪里不知道。第一次去失敗了,過了幾年又給別人當長工,賺了錢以后又去找。第三次走到半路上,聽到一個人從西北回來的一個人,像山西口音,就問,打聽,說敦煌有個廟,廟里有個人的長相,像你說的這個人差不多。后來他就往敦煌去,去了以后,到廟里一聽,口音是山西榆次人,馬上就問他什么名字。這個老和尚還沒有回答,來訪的年輕人一下跪下了就叫父親,最后一問就是他的父親! 
  人生代代無窮已,父親走了,兒子又跟上了。后來一些走出去的山西人終于有了錢,父親回來蓋起一個小院,立下了一個坐標,于是兒子又會沿著父親走西口的路,再走出去。一代人一代人不斷重復著同樣主題的故事,走西口幾乎像一種山西人共同的命運! 
  這些深宅大院就是在這樣的歌聲中建立起來的,當然它們不是在一夜之間拔地而起。喬家大院是經過六代人的手才最終完成;曹家大院修建的年代更久遠,它的奠基時間是明末清初;常家莊園的主人,曾是山西商人中最大的外貿世家,他們的宅院是經過二百年風雨和整個家族不斷的努力才有今天的規模。 
  這些顯赫的商人家族,當初走西口時,大多還是一些小商小販,像曹家的祖先,是推著獨輪車賣沙鍋的;常家的祖先,在張家口擺攤賣布;而喬家的祖先喬貴發,剛到蒙古草原時,甚至連小販都算不上,他靠賣苦力,給別人拉駱駝為生。 
  那么這些推車、擺攤、賣苦力的山西人,憑什么就在草原上把小買賣做成了大生意呢? 
  內蒙古作協副主席鄧九剛:“他誠心誠意地對待顧客,他那種敬業精神,使他在語言的掌握方面,都達到了這種令人吃驚的程度。我過去采訪山西商人,老的山西商人,跟他聊天,說著說著,說到激動的時候,語速快的時候,他情不自禁地就把漢語變成蒙古語,就是說蒙語變成他的母語了。他這個山西人無論從外形,還是心理、語言,幾乎就是蒙古人。這是因為他從小,從14歲學徒,掌柜的就把他放在草原上,字號就要求他,在草原上要習蒙俗,用蒙語,對顧客要尊重,要掌握顧客的心理,這你才能夠戰無不勝。他這個商業為什么別人擊不倒它,無法排擠它,他和顧客的關系達到這種程度! 
  山西財經大學教授葛賢慧:“他要學習蒙語,學習俄語,學習維吾爾語、藏語。為什么?他的學徒不學這些話,將來業務沒有辦法開展,打下好的基礎,所以這個史籍里面記載的,人手一冊,不管是掌柜的,不管是伙計,人手一冊。早暮的話在那兒背誦,說鄉間那些士子們,甚至還比不上他們這樣的勤快。當時是記載,后來在市場上就看到一本蒙古番語記載。這里面蒙古語和漢語對照,是學習蒙語的一種辦法。而且主要的內容是涉及怎么樣做生意的,讓你帶甚貨來,你賣甚了。這些在蒙語里面怎么說,貨不對路了,很多內容都是這些。另外就是一些問候,平常處理一些關系,拉關系這種用語,可以說學習的范圍非常廣,深入到蒙地貿易活動。還要學習一些中草藥知識、針灸知識。一見了牧民有病了,給人家看看病,搞點中草藥,給人家針灸一下,他病好了非常感謝你,互相之間建立一種信任關系! 
  雍正四年,雍正皇帝和俄國葉卡捷琳娜沙皇,簽訂《恰克圖條約》,開放邊境城市恰克圖為兩國的貿易口岸。 
  俄國人之所以如此急迫地需要和中國進行正式貿易,是因為他們想得到一種當時只有中國才出產的商品——茶葉。這種綠色的樹葉,對俄國人來講與其說是飲料,不如說是一種生活必需品。 
  一個俄國歷史學家說“不論貧富、年長、年幼都嗜飲磚茶,早晨就面包喝茶,當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飯后必須有茶,每天喝茶可達五次之多! 
  有需求就一定要有供給,誰先掌握這種商機,誰就有可能發財!肚】藞D條約》簽訂之后,最早出現在恰克圖的就是山西商人。 
  山西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劉建生:“從恰克圖貿易來講,在這個問題上,最早研究的是渠紹淼先生。他在《山西外貿志》未刊稿里面收集到一條很珍貴的史料,也就是格蘭頓將軍周游世界以后,國人問他什么足以向大家稱道?他說,足以向大家稱道的是,猶太人在世界上經商頗為有名,但是胡服辮發之中國小商人,迫使猶太人讓出了很大一部分市場。這里所指的胡服辮發之中國小商人,主要就是山西商人。因為恰克圖貿易主要是山西商人壟斷的。而山西商人壟斷的恰克圖貿易市場,當時占到了俄國對外貿易的49%,占到中國出口貿易的19%! 
  山西財經大學教授孔祥毅:“實際上,馬克思談到中國有兩篇文章,其中有一篇就是《恰克圖貿易》。這篇文章里,馬克思做了很多的統計數字。據我所翻閱的資料考證,在恰克圖貿易的中國商人有二十多家,其中兩家是非山西籍的,好像是北京一家,新疆一家。剩下全部是山西人,就是恰克圖貿易是由山西人壟斷的。整個屬于茶葉貿易的路線,有三個重要市場。恰克圖是第一大市場,第二個就是海拉爾市場,就是東北方向,西北方向是塔爾巴哈臺,塔城市場,就是現在阿拉山口往西去的那個市場。這三個重要市場,但交易量最大的還是恰克圖市場。從康熙年間開始,這條路上已經比較活躍了,一直活躍到了中國與蒙古關系發生變化以后,就是到了二十世紀初期,這個路線才基本上冷落下來! 
  沿山西商人開辟的商路一路走過來,我們可以發現許多山西商人修建的會館。這種會館的功能,不僅僅是聯絡鄉誼,它們當初還被山西商人當作休息的客棧和堆貨的貨場。 
  在這些會館中最顯要的位置,山西商人都修建了供奉關羽的殿堂。 
  他們對關羽的崇拜,還產生了一種意想不到的后果,今天在中國許多地方,商鋪的顯要位置都供奉著關羽的神像,此時這位山西籍的神圣所代表的就不僅僅是公平、信義,它還象征著財富和興旺。 
  這些深宅大院的基石就是這樣被奠定了,也許最初走西口的漢子們并沒有想到日后會有如此輝煌的家業。他們當年只是為了追求一種富裕的生活,背井離鄉,他們用幾代人的汗水、淚水,甚至是血水,在西北的草原、荒漠中走出了一條條百年商路。 
  這是一張山西商人開辟的商路示意圖。 
  它南北縱貫中國,東端則從天津開始,一路向西,經過西北地區所有的重要城市,最終到達俄國首都莫斯科。那首曾經聽起來凄婉的《走西口》民歌,此時已被山西商人唱得大氣宏博。 
  幾百年過去了,山西走西口的人到底有多少,誰也不知道,但有一點可以肯定,能夠回到家鄉光宗耀祖的人一定是少數。那么又有多少人自從踏上走西口這條路就音信皆無、尸骨無收呢? 
  內蒙古作協專業作家柳陸:“這片墓地就是有一二百年的歷史,它是山西人、晉商在包頭經商以后,他們回不了家了,過去交通什么各方面都不發達,所以他們買了這塊墳地叫祁太義地,也就是祁縣人和太谷人買的這塊墳地,所以屬于他們這個籍貫的地方的人都埋在這個地方,這就是包頭最古老的一個墳地。那么隨著年代、歷史的沿革,好多其他外地人進來,包括河北的、河南的、山東的、安徽的等等,因為包頭現在三百年的移民城,所以進來許多人。但最早的,在這個地方立足的就是山西人,也就是買賣人,所以他們有個規定:不發財不回家,就葬在這個地方;觸犯了法律的,判了刑的,最后因為丟了面子了,所以也埋在這個地方! 
  山西北部,有一個與內蒙隔河相望的小城——河曲。至今這里仍保留著一個風俗,每年農歷七月十五,都要在黃河上放上三百六十五盞麻紙扎成的河燈。這個風俗從清代開始,儀式由德高望重的老船工主持,大家十分莊重地把船開到黃河中央,然后開始一盞一盞把河燈放下去。三百六十五盞河燈,不僅代表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一盞燈還代表了一個孤魂,放燈的人希望這些順流而下的河燈能把客死異鄉的靈魂帶回故鄉去。 

  三、日升昌

  清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蘇州城里延續半年多物價飛漲。 
  蘇州城的官員對這次突如其來的漲價,感到很奇怪。因為幾年來,蘇州一直風調雨順,既無災荒,也無戰亂。這樣的太平年景,物價為什么會平白無故地漲起來呢? 
  當他們正在對這次漲價感到莫名其妙的時候,千里之外的山西省,在一個叫平遙的縣城里,一家商號的生意卻越來越紅火了。 
  這家商號的名字叫日升昌。 
  日升昌做的是匯兌買賣,就是你把銀子交到它的柜上,拿上一張由商號開出的匯票,到別的地方就可以憑票再把銀子取出來。正因為這樣的原因,當時人們把經營這種業務的商號叫票號。 
  日升昌是中國第一家做這種生意的商號。在它開張之前,老百姓出門辦事,不論是經商還是投親訪友,都得親自背著沉甸甸的銀子上路,既費事又不安全。有了日升昌這樣的商號,人們再出遠門就方便多了。 
  大家都覺得方便,自然登門做生意的人就多。日升昌的買賣也就越來越紅火。 
  那么日升昌的生意興隆和蘇州城的市場波動,它們之間又有什么關系呢? 
  1828年春天,蘇州城里的官員終于找到了物價飛漲的原因。當時江蘇省的最高行政長官——巡撫陶澍向皇帝解釋說,“蘇城為百貨聚集之區,銀錢交易全籍商賈流通。向來山東、山西、河南、陜西等處,每年來蘇辦貨,約可到銀數百萬兩……自上年秋冬至今,各省商賈,具系匯票往來,并無現錢運到! 
  原來蘇州的市場波動,是因為那一年蘇州城里一下子少了數百萬兩白銀的現金流通,市面上銀根吃緊。而這種局面,又是由于到蘇州辦貨的北方商人彼此之間已經習慣用金融票據往來代替現金交易。當時在這些北方商人手中轉來轉去的匯票,恰恰又幾乎全都是由山西那家叫日升昌的商號開出來的。 
  大清國的官員,蘇州城的老百姓,第一次真真切切地體會到了金融流通方式的改變對日常生活造成的影響。 
  平遙是山西中部的一個面積不大、人口不多的縣城。 
  直到今天,在這座縣城中都處處可以看到傳統中國的色彩。一圈高大的城墻把城市圍在當中,城墻的背后是一條條狹窄但排列整齊的街巷,街巷的兩旁大片大片分布著青磚灰瓦的四合院。 
  日升昌就坐落在這座縣城的西大街上。 
  由于地處偏僻,今天的一些學者把日升昌形象地稱為中國現代銀行的鄉下祖父。 
  1823年,清道光三年前后,一個叫雷履泰的山西商人開辦了日升昌票號。在那以后的一百年時間里,陸續由山西商人開辦的這些票號曾一度控制了整個大清國的金融流通。正因為如此,山西票號被當時的學者梁啟超稱為“執中國金融界牛耳”。 
  天津社科院研究員胡光明:“你看它這個,因為跟俄羅斯的貿易到跟南洋各島的貿易,還有就是日本、朝鮮這塊,往來貿易后來越來越密切,所以它就需要大量的銀錢現金來支付。要是要現金支付那很困難,就訂票號,這個撥兌是最方便的辦法,省人、省力、快捷,它要求速度。所以咱們山西票號,它的經營范圍很廣。到歐洲這邊一直到莫斯科這邊;到日本到東京、橫濱、神戶這些地方都有;南洋,到新加坡那邊!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所長朱蔭貴:“清朝政府的財政,政府的金融流通,更多地仰仗于票號! 
  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副研究員王兆祥:“經過近二十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一個全國性的匯兌網絡。僅日升昌、蔚泰厚兩家,就在北京、蘇州、漢口、廣州、長沙等地,開設35家分號! 
  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濱下武志:“我們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有一批有關山西票號的賬簿、信稿。我們整理發表資料集,然后我們發現,山西商人有些活動不止國內,還有些國外,或者是亞洲,東亞一帶的金融網絡! 
  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教授鄭仲惠:“還有一個韓國的仁川也有,分行設立的是1907年左右! 
  今天在山西的這座縣城中,雖然仍流傳著許多關于票號創始人日升昌大掌柜雷履泰的傳說故事。 
  這個小村子是雷履泰出生的地方,它在行政區劃上的名字叫細窯村,但村里人卻把這里叫雷家堡。村里人之所以這么叫,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雷履泰經商致富之后,曾在這里修建了很大的宅院。 
  細窯村雷家堡村民:“去哇,到那家院兒去看一看。出了大門,抬著椅子,雇的伺候的,我們都是聽說的。他出來一般人就躲開了,他不和你們多說,雇的長工、短工,用的高騾大馬! 
  細窯村雷家堡村民:“他是我們鄰居,據老年人說,原來他在我家對門開的染坊! 
  細窯村雷家堡村民:“雷履泰不了解,不了解,不清楚! 
  昔日雷履泰一磚一瓦蓋起的院落,如今只剩下這個門樓還能依稀證明它們的存在。實地的調查很令人失望,翻遍了山西省的史籍方志,竟然也找不到敘述雷履泰生平的只言片語。最令人吃驚的是,這些書里甚至連票號兩個字都沒有提到過。雷履泰確切的生卒年代無據可考,據推測,他的去世距離今天大約過去了130年。面對歷史長河,這個時間算不上久遠,但史料的缺乏使我們原本應該清晰的目光變得模糊。 
  這本書是研究山西票號最早的專著之一。它成書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書的作者是當時北平燕京大學的社會學教授陳其田。他在寫這本書時,山西票號的許多伙計、掌柜還都健在,但即使是這些人除了能認定票號確實由雷履泰創辦之外,對票號創辦初期的一些重要史實卻知之甚少。 
  出于無奈,陳其田只好將當時社會上流傳的關于票號起源的種種傳說,全都收集到自己的書中。這些傳說中最離奇的一種說法就是山西人挖到了闖王李自成埋下的寶藏,憑著一大筆飛來橫財,開始了獨步中國金融界的歷史。 
  關于票號的各種說法,至今都很難完全取得一致。那么票號到底是怎么產生的呢? 
  山西財經大學教授孔祥毅:“這個我想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我想至少可能有這么幾個原因,首先這個票號作為專業匯兌機構,如果光異地資金匯兌,至少得有這么幾個先決條件,第一,得有分支機構,在異地沒有分支機構,你怎么匯兌;第二,得資本雄厚,你在這里接上錢,把人家錢收下,異地付款,異地你得有款可付,有白銀子在那個地方給人付,所以資金實力一定要雄厚;第三,信譽卓著,如果你沒有信用,你沒有,或者去了以后,(銀子)提不出來,人不相信你,就不敢把錢交給你,信用卓著;還有呢,就是組織人員的技術,如果說人員水平不高,技術力量不行,比如說,讓人冒名頂替呀,欺詐呀,最后把錢給騙走了,這也不行,還要有一套業務技術。這幾個條件,剛才我說四個條件吧,這幾個條件是票號專業機構誕生的先決條件,那么,這個誰能做了呢?只有山西商人才能做! 
  票號是一種金融組織。歷史上,不管是哪個朝代,也不論是什么人,若想在金融方面有所作為,首先必須擁有相當雄厚的商業資本。大約從清初康熙年間到清末光緒年間的三百多年時間里,中國實力最強、財富最多的商人,恐怕就是山西商人了。 
  清道光二年,日升昌開業前后,當時著名文化思想家龔自珍為了緩解內地日益嚴重的人口壓力,穩固西北政局,曾向皇帝建議,將內地的大量人口,向西北邊疆地區遷移。 
  但龔自珍認為這個政策不適用于兩個地方。一個是江浙,因為那里居民太柔弱,經不起西北的風沙。另一個就是山西,因為這個地方太富裕了,沒有人愿意去西北吃苦。在談到山西的富庶時,龔自珍用了這樣一個詞“海內最富”。 
  清咸豐年間,公元1853年,清朝宗室惠親王綿愉對皇帝說,“伏思天下之廣,不乏富庶之人,而富庶之省,莫過廣東、山西為最,風聞近數月以來,在京貿易之山西商民,報官歇業回家者,已攜資數千萬出京,則山西之富庶可見矣! 
  擁有雄厚的商業資本給山西商人提供了開設票號的必備條件。但僅靠這一條理由并不能完全解釋為什么票號這種先進的金融組織最終會誕生在山西。 
  這是一張清朝時,山西商人的商路示意圖。從這張圖上,我們可以看出兩個問題,首先在清朝中國的版圖上,山西基本上居于中央位置,這就使得山西商人在南來北往的商品流通中,占據了一定的地理優勢。 
  其次,山西商人的行商區域雖然廣闊,但大體以西北為重心。這是因為,西北地區的自然條件比較差,經濟發展水平很低。中原和江南等富庶地區的商人,在本地投資就可以發家致富,并不一定愿意再到那里做生意。山西商人正好抓住這種機遇擠了進去,通過自己的努力逐漸培養起了一個廣闊的市場。 
  山西商人是中國商業史上最先做到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經商者,他們在全國遍設分號。貨物不論運到哪里,都有山西商人設在當地的機構組織安排,在當時能做到這一點的只有山西商人。這種在當時近于網絡化的經營方式,為票號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如果說這些原因還只是對票號的橫空出世產生一種間接影響的話,那么山西商人對商業資本的需求,經過當鋪、錢莊這兩個重要階段之后,最終使票號在山西得以誕生。 
  當鋪是中國最古老的信用組織,開創于南北朝時期。到清朝,它已經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了。 
  在傳統社會中,當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社會經濟的晴雨表,某個地方當鋪越多,說明當地銀錢流通量越大,經濟也一定十分活躍。 
  清康熙年間,山西省有四千六百多家當鋪,占全國總數的五分之一。到了乾隆朝,山西人開的當鋪已經遍及長江以北地區。當時的一位文人說,全國經營當鋪的“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晉人,曰晉商”。 
  經營當鋪只是山西商人在金融業中的初步嘗試,這并不能滿足他們籌集商業資本的需要。因為當鋪自身本金很少,與它打交道的又幾乎都是普通百姓。為了滿足籌措資金,山西商人在清乾隆年間創立了一種全新的金融組織——帳局。雖然帳局的出現,使原有的金融發展速度大大向前邁進了一步。但它還是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因為它做生意的特點是“只此一家,別無分號”。它的所有業務基本上都集中在同一個城市之中,這就使它類似于現在的地方性銀行,不能開展全國性的業務。但當時山西商人開設的商號遍布全國,他們需要的是一種匯通天下的金融業務。 
  終于到了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山西商人雷履泰在平遙城開設了中國第一家經營異地匯兌業務的金融商號——日升昌票號。 
  日升昌的開辦不僅對晉商的商業有很大的推動作用,甚至對整個中國金融業的發展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方行:“既辦理存放款,又進行匯兌,這就基本上具備了早期銀行的特征,所以我們可以說,晉商的帳局、票號啊,實際上是開啟了中國現代信用制度的先河! 
  中國經濟史學會會長經君。骸皯撜f是多方面的,這里邊當然比較顯著的,我想對于中國經濟發展貢獻比較顯著的,應該是在票號方面,金融方面。因為金融的發展是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階段性標志,正是因為這樣,它才有了信用,有了這種信用以后,商業的規模才能擴大,商業的范圍才能更加廣闊。而這一點呢,是從晉商開始的,我想! 
  這個房間的第一任主人,就是日升昌的創立者——雷履泰。不論在形式還是內容上,這里都不像是一個商人的辦公場所,它更像一間供人清修的靜室。這樣的布置,其實很符合雷履泰的需要。 
  在票號創立之初,不知道有多少個夜晚,雷履泰就是這樣輾轉反側、徹夜難眠,這是因為要想在一片白地上憑空構筑起一個龐大的金融網絡,有太多的問題要經過苦思冥想,才能尋找出答案。 
  首先票號是做銀兩匯兌生意的,這種生意就是在一個地方存了錢,憑一張匯票,就可以在另一個地方把錢取出來。對于現代社會,這樣做非常簡單,因為現在的貨幣是由銀行統一印制,全國各地使用起來都一樣。而當時的情形并非如此,貨幣主要是指白銀和銅板,這些白銀和銅板,重量、成色千差萬別。既然要匯兌首先就要求公平。甲地存的銀子到乙地取時,含銀量必須一致才行。雷履泰要想做到匯通天下,就必須在千差萬別中,找出一個統一的標準。 
  平遙錢莊博物館導游李曉繁:“在以前的銀子,它產于不同的地方,當時銀子的成色肯定會不一樣的。所以當時山西商人為了鑒定銀子成色,編了這么一首歌:‘天津化寶松江京,紋銀出在廣朝城,上洋豆規誠別致!蹅冊倏匆幌逻@邊倒數第三行的:‘金陵頃化是足色! 
  記者:“它這是說的什么意思呢?” 
  平遙錢莊博物館導游李曉繁:“就是說在當時南京的銀子叫做頃化銀,天津的叫做化寶銀,北京的叫做松江銀,上海的叫做豆規銀。就是說在南京的銀子,當時含銀量是最好的,含銀量有97.3%。而上海這邊的豆規銀,它就要差一些了,含銀量只有73%了。咱們在這打個比方說,比如您是個顧客,在咱們票號存南京的銀子是一百兩,而要取上海的豆規銀,那么取的時候它不是一百兩了,要取到一百一十兩。就是說當時它存在一個匯率的差別了! 
  這樣的做法并不高深莫測,據考證,雷履泰也并不是第一個想到解決銀子成色差異方法的人。但雷履泰卻是第一個運用這種方法,創造出巨大的商業利潤的人。日后票號業將近四分之一的盈利就取自這種方法,當時他們叫“平色余利”。但光憑一個聰明的點子,日升昌還不能開門做生意。 
  雷履泰要解決的第二個問題就是匯票的防偽。匯票說白了就是一張日升昌自己做出來的紙,如何讓一張可能是價值千金的紙,變得獨一無二、與眾不同呢? 
  平遙票號博物館導游王芬:“這個密押是匯票防假方法之一,我們首先看一下這個月對暗記,‘謹防假票冒取,勿忘細視書章’,聽起來像是叮囑小伙計謹防假票的冒取,其實十二個字分別代表一年的十二個月。而堪到明三十個字,代表一個月的三十天。以前是農歷沒有陽歷,所以沒有三十一了。票號說盤,客戶回答說數。這個密押它是不定期地更換的,生意好的時候三個月換一套。票號成立于1826年,1921年歇業,九十五年以來總共換了三百套密押。據史料上記載,沒有發生過一起被冒領的現象! 
  密押和背書,這種一百多年前,晉商采用的技術防偽手段,至今還在銀行業務中使用。為了防偽,晉商還設計構想了其他的方法。 
  民間收藏家陳小。骸澳阆襁@枚章,它就是防偽章了,圖案是個什么,圖案是個太平有象,底下是個大象,上面有個花瓶,花瓶里還插著三根戟,原來古代的兵器,實際這個東西有兩個意思,一個是太平有象,這是個吉語,吉祥話,還有就是個平升三級,有這個雙重意思。這個章的意思主要就是起防偽功能?催@枚章也是防偽的,實際上,有這個防偽功能,也可能是搞這個雕刻藝術的人他搞的,反正這個東西應該屬于微雕,這個內容就是王羲之的《蘭亭序》完整的一篇,好像是三百四五十個字,這個雕刻也比較細! 
  當時山西商人甚至已經開始使用水印技術來保障匯票的安全?上У氖怯捎谄碧枃栏窆芾,沒有流失過一張使用過的匯票。所以今天我們只能從這張由他們自己印制的錢票中見到這種原始的水印。 
  除了這些經營手段之外,雷履泰所要解決的最根本問題,是如何建立起一套規范的信用制度。 
  現代信用制度是建立在一套成熟而完善的金融法規基礎上的,但在當時封建社會中,人的行為規范并沒有法律約束,在這種情況下,雷履泰要想以制度的方式建立起誠信守則,的確是難上加難的事。 
  這里是日升昌的正廳,在日升昌經營的近百年時間里,只有一些與它有大筆生意往來的客戶,才有資格被請到這里。把這些條幅一本正經地掛在這里,用意很明顯,一是標榜信義是票號的立身之本;另一層意思大概也是提醒來人,能和票號一樣,本著這種信義原則做生意。 
  在票號內部,每個入號學徒的小伙計,都要經過長達數年的觀察和訓練,這種訓練從日升昌創辦之初就開始了,在此后一百年時間里,它作為票號最珍貴的傳統,一代又一代地傳遞著。民國初年,山西票號的最后一代大掌柜,曾用這樣一段話概括了這種職業訓練。 
  “票號以道德信義樹立營業之聲譽,故遴選職員,培養學徒非常慎重,人心險于山川,故用人之法非實驗就無以知其究竟! 
  “遠則易欺,遠使以觀其忠;近則易狎,近使以觀其敬;煩則難理,煩使以觀其能;卒則難辦,卒使以觀其智;急則易夾,急使以觀其信;財則易貪,委財以觀其仁;危則易變,告危以觀其節;雜處易淫,派往繁華以觀其色!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方行:“清朝的一些經濟學家,一些官員,對于晉商的誠信是有很高地評價的。好比許枚曾經講過,他說,‘千金紙票,予金而兌金,并且交銀于此,取銀于彼,從無坑騙!@是道光年間許梅講的。到了咸豐年間,江南河道總督楊以增就講過,他說,‘各省銀號匯兌銀兩,銀錢累萬,竟以一紙為憑者,信也! 
  山西省財經大學副教授黃鑒暉:“經過票號幾十年的發展過程,匯兌業務的這幾種業務,票匯、信匯、電匯都由票號把它完善起來,以至于后來,到1893年成立中國通商銀行,所謂的中國第一家以新式面目出現的銀行,在這個銀行之前,我們國家匯兌的種類都由票號創辦而完善起來! 
  日升昌的生意,在雷履泰大掌柜的操持調度下日益紅火的時候,一件看似偶然的事,打斷了它發展的正常軌道。這件事不僅對日升昌未來的命運產生了影響,甚至可以說,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整個山西票號發展的歷史。 
  事情的起因是雷履泰大掌柜病了。雷履泰的病,并不會馬上影響到日升昌的生意,因為在當時日升昌票號中,除了雷履泰大掌柜之外,還有一位十分能干的二掌柜,他的名字叫毛鴻翙。 
  按理說,大掌柜病了,日升昌日常的生意該交給二掌柜打理,可是因為雷履泰并沒有離開這間大掌柜房,這就使得毛鴻翙的處境應了那句老話,“丫環帶鑰匙,當家不做主”。日升昌的大小事情,最后還得由大掌柜定奪。 
  就這樣,一場危機就在這狹小的空間中醞釀起來。 
  山西省政協副主席張正明:“雷履泰生病了,毛鴻翙就對財東講,他生病了是不是就請他回家去,回家休息,財東也不知道他自己另有意圖,然后就請這個雷履泰回去了,這時候毛就乘機掌管票號的一些實權,他來操作! 
  幾天之后,東家在雷履泰的桌上發現了一批雷履泰寫給各分號的信。信的內容是命令遍布全國各地的分號暫停營業,準備撤回。 
  東家大惑不解地問雷履泰為什么這樣做?雷履泰說,字號是你的,但分號是我經營布置的。你現在要用新人,那我只好把分號收回來,好讓新人重新安排。 
  終于雷履泰又回到了日升昌。在他回來的前一天夜里,毛鴻翙在屋里給東家留了封信,自己卻走出了日升昌的大門。毛鴻翙離開日升昌之后,馬上接受了別人的禮聘,創立了一家叫蔚泰厚的票號。 
  蔚泰厚的號址,就結結實實地扎在日升昌隔壁,這肯定不是一種巧合。毛鴻翙的這番舉動,或多或少有與雷履泰一較短長的意味。不僅如此,在此后一年多時間里,在他的調度下,又有四家票號相繼開業。它們聲勢相通,左右迎和,構成一個實力強大的集團,這就是票號史上有名的蔚字五聯號。 
  日升昌大院里的恩怨,在更大的舞臺上伸展開來。雷履泰不惜以賠錢的代價,擠得毛鴻翙沒法在蘇州開辦分號。毛鴻翙在京津、漢口,一再讓雷履泰丟城失地。雷履泰給自己的兒子起名雷鴻翙,毛鴻翙馬上還以顏色,給孫子起名毛履泰。這場爭斗一直延續到雷履泰去世。 
  讓人遺憾的是,我們沒有看到這兩位杰出的晉商代表人物,能聯手將自己開創的事業推向更高的層次,卻在事業成功之時分道揚鑣。對于其中的誰是誰非,任何一個現代人都不能輕易地做出判斷。重要的是應該記住雷履泰和毛鴻翙,以及他們創造的令后人嘆服的事業。 

  四、禍福之間

  公元1843年,大清道光二十二年冬天,小雪初晴,雷履泰大掌柜的馬車離開小南街的宅院,到日升昌去。那一年他七十三歲,這位老人在舒適的馬車中,享受著票號成功帶給他的財富、地位和聲望。三年前他七十大壽時,平遙城中的商民特意將一面寫著“拔乎其萃”的匾額,掛在他宅院的廳堂之上。在平遙城兩千多年的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商人獲得過如此殊榮。馬車的車輪輾過寂靜的街道,此時的平遙城已經呈現出一派富貴的氣象。 
  以日升昌、蔚泰厚為首的十九家票號,每年都會給這座縣城帶來一筆不小的收入,也帶動了鏢局、當鋪、茶樓、酒肆、車馬店生意的興隆,在平遙城中,甚至有了專營洋貨的鋪戶。平遙、太谷、祁縣這幾座山西中部的縣城,成為中國北方財富最集中的地區之一。 
  山西省財經大學副教授黃鑒輝:“到后期我做過假設、推算,在光緒三十二年的時候,日升昌14個分號,每個分號平均年匯兌量是231萬。那么按一個分號230多萬,當時假設最少也有400個分號,山西票號。因為有22家票號注冊的時候,說他們的總分號有358個,還有4家沒有注冊,沒有看到注冊的資料,358家加上4家的總分號,那么最少也有400家。400家,一家230多萬,那就是八億多兩啊! 
  票號的興起,甚至引起了一些朝廷大員的注意。山西巡撫申啟賢在一份奏折中說,“西北諸省陸路多而水路少,商民交易勢不能盡用銀兩,現錢至十千以上,即須馬馱車載。自不若錢票有取攜之便,無路遠之煩,甚便于民! 
  雷履泰的馬車駛進了日升昌的后院。六年之后,雷履泰走完了自己八十年的人生道路。當他把自己苦心經營二十年的票號,交到繼承者手中時,他沒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情,票號的一切都似乎會沿著一條平坦的大路發展下去。實際上老謀深算的雷履泰錯了,票號的未來充滿了意想不到的艱難。它的命運和此后整個中國的命運一樣,注定要多災多難。 
  當雷履泰的馬車,輾過平遙城狹窄的街巷時,在廣西桂平縣的小村莊中,一個叫洪秀全的私塾先生,正在家中苦讀四書五經,此時在他的心中,來自西方的上帝和東方的孔子,正在做一番較量。 
  咸豐元年一月,日升昌總號接到成都分號來信,報告太平軍擾亂不堪。大掌柜立即命令成都分號歸入重慶分號,暫作躲避。接著又命令廣州分號隨時觀察。太平軍剛進入湖北,各票號就急忙命令漢口的分號做好撤莊準備。結果還沒來得及布置妥當,太平軍已占領漢口,各票號損失慘重。這時候,一貫善于處理各種危機的山西商人完全慌了。 
  咸豐元年四月,日升昌大掌柜甚至命令雇員,從戰火并未波及的廣州撤回。在撤莊信中大掌柜寫道,“務必速歸,早回為是,萬不可再為遲緩。早回一天,即算有功,至要至要! 
  在突如其來的戰亂面前,山西商人擁有的智慧、才干都顯得無比脆弱、不堪一擊。過去他們引以為榮的財富、聲望,此時成為戰火中最先被攻擊和掠奪的對象。他們用整整一代人的心血建立起來的金融網絡,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就被交戰雙方的士兵撕扯得七零八落。 
  北京工商大學教授梁小民:“應該說清朝中葉,正是晉商發展的一個黃金時期。那么那個時候,晉商的發展非常迅速。但是太平天國起義,破壞了江南的穩定,也破壞了江南的經濟,這給晉商的發展帶來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晉商相當一部分人是做貿易的,做俄羅斯、蒙古,做這一帶甚至歐洲的貿易,那么貨源相當一部分是南方的貨源,比如說茶葉等等,那么這個戰爭一起的話呢,貨源中斷了,運輸遇到了困難,所以這對晉商的發展帶來了困難。另外一個呢,說晉商票號經營原則,叫做北存南放。所謂北存南放呢,就是在北方地區主要是吸收存款。因為我們知道在北方地區,有許多的王公,有許多的地主,這些人的存款呢,往往他們是存在晉商的票號里邊。但是南方的工商業發展,所以南方需要巨大的資金。那么于是晉商就是把北方收到的存款,然后在南方發出去,貸出去,支持當地的經濟發展?墒菓馉幤饋硪院竽,借到錢的這些商人沒法還錢了,于是晉商受到了沉重的打擊! 
  戰爭對票號最致命的影響是商路、匯路的斷絕。當時許多官員的奏折都談到了這種情況,福建方面說,“南北商船,聞風裹足”;江西巡撫說,“聞風鶴之警,舟楫不通”;安徽巡撫李嘉端形容長江水道當時的情況,用了這樣的話,“下游銷路未通,而上游之來源已竭!敝袊罡皇慕愕貐^,甚至因為“外地商賈皆攜貨以歸”而變得“民窮財盡”。這種局面,使得各家票號處于無生意可做,有生意也不敢做的地步。 
  公元1853年,咸豐三年,太平軍的一支不足萬人的部隊逼近北京,如果單純從軍事角度衡量,這種孤軍深入,是不會對北京造成任何威脅的。但太平軍的這一舉動卻在京城老百姓心中造成了不小的恐慌。北京城內的山西商人,也紛紛攜資出京返回原籍。 
  山西商人沒有想到的是,他們的這種舉動在北京引起了一連串的反應。 
  這一年三月,繁華的北京城幾乎是一夜之間陷入了一片蕭條,一半以上的商鋪歇業。這不僅打亂了北京城正常的生活秩序,而且使北京一下子多出了幾萬名失去生計的百姓。 
  原山西省人民銀行高級經濟師郝建貴:“造成北京城混亂局面的最初原因,是山西商人開設的票號、錢鋪、帳莊,同時收縮資本,只收不放。由于銀根緊縮,商戶周轉發生困難,所以大部分陷入停業狀態。后來軍機大臣山西人祁雋藻,向皇帝解釋說,平時京師的資金調度全憑票號負責,帳局負責資金接濟。但戰局惡化之后,不少擁有雄厚資本的山西商人,紛紛報官歇業了,攜資數千萬出京,致使匯兌不通,市場蕭條,而其他商號也告貸無門! 
  遍布大半個中國的戰亂,尤其是這一次京城的市場風波,也使大清朝廷第一次真正注意到了山西商人強大的商業能力和他們驚人的財富。他們中的一些人開始琢磨,能否從山西商人鼓囊囊的錢袋中擠出一些錢來,用以緩解朝廷因為戰爭導致的財政危機。 
  咸豐三年四月十一日,清朝宗室惠親王綿愉私下向皇帝上密折說“風聞近月以來,在京貿易之山西商民,已攜數千萬出京,則山西之富庶可見矣。若能實力勸捐,自不患無濟于事! 
  六月二十九日,御史宋延春將京城的票號、帳局的名單呈報給皇帝,并說“臣訪聞得京師票號、帳局共計百十余家。各有本銀一千數百萬兩,應請飭交戶部一并查明,傳集勸諭! 
  十月十三日,御史章嗣衡干脆將自己所知的山西富商全部列出名單,上報皇帝,以便日后按名單推派。 
  據清朝檔案記載,到咸豐三年年底,山西商人向朝廷捐獻的軍餉,超過二百七十萬兩白銀,將近占了全國商民捐款的一半。 
  在此之后,朝廷的官員幾乎養成了一種習慣。只要財政吃緊,他們第一個想到的來源往往就是山西商人的腰包。 
  山西商人在這種近乎勒索性質的捐輸中并非完全一無所得。按照朝廷的規定,他們可以根據捐輸銀兩的多少,換得大小不等的榮譽官職。日升昌的東家就通過出錢,換來了四品知府的頭銜。當年日升昌的二掌柜毛鴻翙,更是不光為自己,甚至為家族中祖孫五代人,都換來了大大小小的頂戴。山西商人通過這種途徑,由商入官,憑借官商結合的特殊身份,他們不僅提高了自己的社會地位,也獲得了別的商人無法得到的官場內幕消息。正是由于他們建立了與官僚集團十分密切的關系,使他們日后在商場中獲得了很大的利益。 
  1862年,大清國和太平軍之間的戰爭已經有十個年頭了,紫禁城龍椅上的皇帝也由咸豐換成了他的兒子同治。 
  這一年發生的一樁看似偶然的事件,又將朝廷和山西商人的關系向前大大地推進了一步。 
  山西省財經大學副教授黃鑒暉:“太平軍起義后期,又是捻軍的起義。因為當時這個清中央的財政主要來源是靠江蘇、廣州這些地方,那么捻軍一起義,就把由南到北這條官道給切斷了。再繼續運現銀,就不能走了。這樣條件下,廣東這個地方財政就開始票號匯兌。由于廣東這個成例,福建、浙江、四川、湖南、湖北、江西這些省就匯兌了! 
  山西票號創辦之后,在四十多年的時間里,雖然已經替普通百姓方便快捷地匯兌了上億兩的白銀,在百姓之中享有很高的聲譽,但是朝廷一再堅持“祖宗家法”不可輕易改變的態度,禁止山西票號匯兌官府銀兩。 
  從1850年開始,清政府的各行省長官都以“道路不寧、裝鞘運現風險太大”為理由要求朝廷準許以匯兌代替運現。對于官府的這種要求,山西商人一面答應,一面又表示因為各地分號庫存現銀有限,希望地方官員可以先接受一張匯票,然后直接到北京提取現銀。 
  山西商人就是通過這樣的方法,變相地促使地方官員向朝廷施加壓力,同意票號匯兌官府銀兩的。 
  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祁縣、太谷、平遙幾個縣里,春節過得格外紅火。這一年朝廷終于取消了山西商人不準匯兌官款的禁令。農歷正月十三,各買賣鋪戶結束了春節假期,重新開張營業。各家門前不僅張燈結彩,而且在開門做生意前,還特意舉行了祭財神的儀式,山西商人都希望能借助匯兌官款的良機而財源廣進。 
  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江沛:“匯兌京餉可以說是山西票號獲得的一次難得的發展良機。尤其在是經過十年的戰亂之后,民間的商業蕭條,商業銀兩往來日益減少的情況下,這種生意對票號的生存,可以說就是至關重要的。但是票號匯兌銀兩也不是一帆風順的。當時清朝一批官員都堅持認為這種做法會造成金融混亂,當時的湖廣總督官文就曾經上奏朝廷說,‘庫多收一批匯兌,即京城少進一批實銀!跃湍茉斐伞y貴錢賤’這樣一種狀況,所以力請禁止匯兌。此后關于究竟是匯兌還是運現,那么在官員內部先后發生過四次較大的爭論! 
  光緒年間,著名的紅頂商人胡雪巖開辦的阜康錢莊倒閉了。阜康錢莊憑借胡雪巖的官員背景,也正做著匯兌官銀的生意。它倒閉之后,虧空了朝廷上千萬兩的白銀。由于發生了這件事情,朝廷再一次下令禁止票號匯兌官方銀兩,并且在禁止匯兌的圣旨中宣布,官員一旦違禁,嚴懲不貸,強調各省督府要“知所敬懼”。 
  即使如此,一些地方官員向朝廷上書,為山西票號說情。四川總督丁寶楨給皇帝的奏折中寫道,“川省銀號向無南商,只有西商,公私款項從無虧短與南省阜康有別”,以山西票號信譽卓著為理由,堅持由山西票號匯兌政府銀兩。 
  朝廷的這種搖擺不定的政策,對票號的發展造成了許多不利影響。為了爭取朝廷認同匯兌,山西商人付出了很大代價,他們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金錢,最終是把整個票號的命運壓到了一個毫無希望的政府身上。 
  山西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劉建生:“由于傳統中國社會中,歷來沒有一部商法,也就是說在清朝末年以前,中國自始至終沒有商法。商人始終由于在傳統社會中的重農抑商政策,他沒有取得法人地位。在這種沒有法人地位的情況下,在政治上他是很弱小的一種弱勢的群體。正是基于這樣的情況下,沒有法人地位,又沒有立法保障的情況下,他需要庇護。因此他盡管有錢,他可以傲視權力,但他擺脫不了權力對他的干預。為了少被政府干預,甚至于如何能從政府那得到好處,也迫使他不得不和政府,兩者緊密結合!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所長朱蔭貴:“它代替政府收解銀兩、匯兌,而且它吸收了很多王公貴族的存款,就是大筆的存款,不是小額的,是大筆的。那么辛亥革命,清朝政府倒臺以后,它的兩大業務,一個匯兌業務沒有了,還有一個就是它的存款來源,甚至它貸出去的款,有一些王公貴族,比如說跟他們發生關系,長期建立的這種信用關系,貸出去的款收不回來,在戰亂中對它的損失很大! 
  在山西商人與清朝政府合作的早期,這種危機雖然已經存在,但是它將造成的嚴重后果還沒有完全顯現出來。相反,那時候由于匯兌官銀,票號贏得了巨大的商業發展空間。從同治三年,1863年開始,山西票號進入一個快速發展的時期。在此后的十年時間內,票號數量從14家發展到28家,票號業務由經營民間銀兩匯兌,也逐漸轉為匯兌巨額公款為主。這些存放在山西商人手中的公款是不計利息的,通過匯兌和經營這種沒有成本的資金,山西商人獲得了很大的利益。由于與官場有了十分密切的往來,一些創業時嚴謹樸素的山西商人,此時也開始染上了一些官氣。 
  上海市金融學會副會長洪葭菅:“我們也從許多資料上來看,山西票號一個經理,當地一個經理,他不是跟一般小官接觸,當地的巡撫、布政使,甚至于總督都可以接觸。有的人甚至于成為當地政府的財務顧問了。在這樣關系密切的情況下面,他的地位是很鞏固,他沒有問題的,甚至于政府發表新的官員任命時,他沒有路費,票號就借給他。跟政府密切結合,跟官員關系很深的,這樣的一個特殊情況。所以我們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講了,票號那時不可一世,聲勢很顯赫! 
  在票號衰敗之后,《申報》上的一篇文章,比較深刻地分析了官商結合對山西商人發展造成的影響。這篇文章說到,“匯票往來不特通市之財,可以轉移,而天下之財亦可流通。所難者,自國家重商之后,凡屬殷富皆經大臣保舉。小而隸卒,大至監司,由商而入官。不禁居侈氣而養侈體,一身之奉養猶有限也。而家人親族歲費浩瀚矣,一鋪之開銷雖大尚可算也,而官場應酬之事無所底止矣! 
  中國的傳統社會是一個官本位的社會,各級官員被看做是支撐社會的柱石。而商人在那個時候,社會地位低下,往往被人瞧不起。 
  由于存在著這種等級差異,所以官和商之間的關系就顯得十分微妙。大清國的官員雖然從內心中看不起山西商人,但又或多或少有些忌妒山西商人的財富。當他們把大筆公款交給山西票號匯兌的時候,就不免帶有恩賜的意味。他們并不認為山西商人的匯兌業務能使“天下之財可以流通”,而是只看到了票號通過匯兌官銀發了大財,所以清朝的各級官員都自然而然地想從山西商人手中分得各種利益。 
  北京工商大學教授梁小民:“應該說資本主義有個基本的概念,就是經濟是以個人為主體的。從這個觀念上說,如果我這個國家每個人都富起來了,那么這個國家,整個也就是強大了,也就富裕了。所以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里邊講究‘藏富于民’。一個國家的實力,一個國家的財富在什么地方呢?在老百姓手里頭! 
  記者:“那么封建社會講究什么呢?” 
  北京工商大學教授梁小民:“講究‘國強民窮’。比如說乾隆的時候,朝廷的財政增加了很多,但是那個時候呢,實際上中國老百姓的生活是非?嗟。也就是它利用政權,通過稅收這種辦法,把大量的財富集中到政府手里。這個時候民間沒有了創造財富的活力,所以經濟必然要衰退。所以,從封建社會的‘國強民窮’到資本主義社會的‘藏富于民’,這不僅僅是一個財富形式的轉化,而且是一個制度的轉化! 
  一百多年前,晉商是無法想清楚這番道理的。對他們來說,緊緊依附于朝廷不僅僅是一種最有效的生財之道,而且也是保障自己安全的最可靠的辦法,正是在這種想法的支配下,山西商人和朝廷的關系越走越近。 
  民間收藏家陳小。骸澳憧催@個封皮上寫的就是揀選、揀選袖珍便攬,揀選就是動手揀選,這是個工具書一樣,一看也小,帶在身上方便,查找起來也挺好。這個內容主要是讓人買官的東西,買官的一個憑證,這里頭都有,專業用書。山西人當時有了錢,做了買賣了以后說,看看查對查對買個什么官吧。這里頭他能查對出來,有個依據。像一品官多少錢,這里頭都有。像買文官還是買武官,這里頭都有,定了價。這個札子從年代來說應該是咸豐年間! 
  協同慶票號分莊常柜后裔張燕生:“我聽我父親說,協同慶在西北的靠山是董福元,董福元是個武將,董福元他是個回民,他是甘肅還是寧夏一帶的人,實際上還是一個造反的一個綠林出身的。后來是左宗棠把他收編了,他人還是很有才干的,軍事上。大西北一帶的文武官僚,董福元還是很有影響的! 
  山西省財經大學副教授黃鑒暉:“在四川也有這種情況,四川要從成都和重慶票號運送現銀,四川還都是用擔子挑的,運送現銀請伕子用擔子挑,那也是請地方上給派出兵護送,這說明票號和官府之間的關系! 
  山西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劉建生:“山西商人和政府關系,和官吏關系極為密切,像大家所知道的左宗棠、李鴻章、岑春煊、端方甚至于慶親王奕劻,山西商人和他們過從甚密,這也就為兩宮西幸時期,消息靈通,山西知道了兩宮西幸! 
  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光緒倉皇出逃。當慈禧的車駕即將進入山西境內時,最早知道這個消息的不是山西的官員,而是一位山西商人,大德通票號的大掌柜——高鈺。 
  1900年八月,高鈺接到了一封密信,寫信的人是跟隨慈禧、光緒西行的內閣學士——桂春。桂春在信中寫道“鑾輿定于初八日啟程,路至祁縣,特此奉聞,擬到時趨叩不盡!苯拥叫藕,高鈺做了他一生中最好的一次投資。他不僅把大德通大加裝飾一番,作為慈禧、光緒的臨時行宮,而且籌措銀兩,為慌亂出逃、行囊羞澀的慈禧準備了一筆不小的旅費。 
  1900年八月初十,大清王朝的最高統治者走進了大德通的大門。由于他們的到來,山西的這家票號暫時成了整個帝國的中樞。第二天一早離開這里時,山西商人的接待,給那一對落難的帝后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作家王進:“慈禧皇太后給山西商人留了個大人情,一筆是由各省督府解繳中央的款項,全部由山西票號來經營。另一筆是將庚子賠款連本帶息,約十億兩白銀交由山西票號來經營! 
  山西商人一步步邁向了財富的頂峰。大德通票號在光緒十四年,公元1888年,每股分紅850兩,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每股分紅達到17000兩。據當時的戶部檔案記載,到光緒三十二年,戶部有三分之一的銀兩存在各家山西票號之中。 
  在那個時期修建的許多山西商人住宅中,都可以看到這樣的獸頭。據山西民間的說法,張嘴的龍代表官,閉嘴的龍代表商。當兩條龍都盤聚在同一座屋頂上時,對院落的主人來說,很難一下子看清楚是福還是禍。 

  五、同舟忠告

  民國元年,1914年冬天,紛紛揚揚的大雪一連下了幾天。強勁的北風席卷過山西中部的這些深宅大院。陰霾的天氣似乎把人們的心情也凍結起來了,厚重的院墻也擋不住透骨的寒意。 
  就在這一年,山西票號的開山祖師——日升昌倒閉了。日升昌并不是第一家倒閉的山西票號,也絕不是最后一家。它的倒閉之所以特別值得關注,是因為在當時許多人的心目中日升昌是整個山西票號的代表,所以它的倒閉具有很強的象征意義:山西商人左右中國金融界近一個世紀的歷史結束了。 
  是什么樣的力量在如此短的時間里,一下子摧毀了山西商人苦心經營了近百年的家業呢?到底發生了什么事,使當時中國最富有、最顯赫的商幫盛極而衰呢? 
  早在二十世紀初,中國一些很有聲望的學者就開始關注這個問題。其中不乏像梁啟超、馬寅初這樣的人物。在民國時曾擔任過財政部長的孔祥熙,也曾專門請人做過大量的調查考證,希望能找出自己鄉親最終衰敗的原因。 
  但是在票號長達一百年左右的經營時間里,每一位票號商人從做小伙計開始,就一再被告誡“深藏不露、嚴守機密”是票號業中最大的美德。他們的一生都被最嚴格的商業紀律約束著。不論是成功還是失敗,不論是歡樂還是悲傷,關于票號的一切,都被小心翼翼地收藏在這些高大的院墻和厚重的大門之內。 
  1917年早春,他們中的一個人打破了這條票號業中十分神圣的行規,他自費出版了《山西票商成敗記》和《同舟忠告》兩本書。 
  在這兩本書中我們可以找到許多票號為何盛極而衰的重要線索,它幫助我們了解到1910年前后在這些院落中,到底發生過什么樣的事情。 
  這個人就是當時在北京任蔚豐厚分號掌柜的李宏齡。 
  山西省財經大學副教授黃鑒輝:“這個人是同治年間進的蔚豐厚票號,在票號從業大概五十年了。其中輪番在上海、北京、漢口這些地方,輪番去主持號事。而這幾個地方也在全國是票號最重要的碼頭! 
  1904年,清光緒三十年春天。 
  李宏齡坐在蔚豐厚北京分號的掌柜房中,開始給平遙總號寫信。 
  從八十年前,雷履泰大掌柜創立票號開始,山西票號就建立了嚴格的商業信件往來制度,在這些信件中,除了經營狀況還要涉及各地的風土人情、物價漲落、官員升遷、軍隊調防等等內容。正是由于掌握了這些重要的社會信息,身居平遙、祁縣、太谷等偏遠小城的總號大掌柜們,才能從容地遙控遍布全國各商埠的生意。 
  1904年春天,李宏齡在信中向大掌柜提了一個非常具有遠見的建議。 
  “現在各國通商,必須語言文字相通,方能便于辦事,國家所以設立學堂,因外交而起,弟意我同行必須培養人才,擇年少才美者數人,或送學堂學習三年,或同人公立一學堂延請教習。俾各號、各碼頭皆有一二通習各國語言文字之人,則不但華商可交即洋商亦可交易”。 
  寫到這兒,他停了下來,他不知道這個建議,能否引起那些身居古老縣城中的總號大掌柜們足夠的重視。 
  當年以明察秋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著稱的晉商,此時的目光好像已經不能越出那一道道高大的城墻了。在他們一些人的心目中似乎覺得外界的風云變化,至少不會影響到這一座座縣城中來。 
  南開大學經濟所教授王玉茹:“我們知道鴉片戰爭給中國帶來的幾個大影響,一個就是五口通商,實際上就是打開了中國的一些口岸城市?诎冻鞘斜淮蜷_以后,馬上進入中國的首先是這種商業資本,實際上就是外國大的商業集團或者說跨國公司早期的一些,比如東印度公司等等這些公司進入中國,進入中國以后,它在一些沿?诎冻鞘,實際上就形成了它的一種勢力。這種勢力一方面就是剛才我講的要掠奪原材料,另一方面要把它的產品要輸入中國! 
  上海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張忠民:“所以最早的銀行,就是里茹銀行,后來就是匯豐銀行等等,麥喀里銀行,英國的銀行最多,美國的銀行還有法國的銀行也有,東方匯利銀行,法國的,再稍微遲一點。上海當時金融,除了英國、美國、法國、日本,還有其他的,荷蘭什么東西,他們好幾個國家都進來了! 
  中南財政大學教授趙德馨:“銀行從制度上要比票號更嚴密,資本更雄厚,更可信。這樣呢有著比它票號更優越的制度,新的組織比它更優越,所以關鍵的還是制度。其次的可能與山西當時票號的老板,大老板,長期住在山西,住在平遙這些地方,晉中。沒有進入像上海、北京、天津、武漢這么一些早近代化的城市。那么這些城市商業的觀念與內地的觀念很不相同! 
  1900年之后,外國銀行逐漸成為中國金融業的主宰。它們憑借雄厚的實力發行紙幣,以紙幣代替銀兩流通。這對靠著銀兩匯兌起家的山西商人打擊很大。外國銀行不僅壟斷著外國洋行的所有銀行業務,而且逐漸滲透到山西商人一度把持的許多國內市場中。十九世紀末,僅天津一地的市場,外國銀行就已經占到60%以上的市場份額。 
  當時的山西票號對西方銀行這個強大的競爭對手一直采取了視而不見的政策?墒钱斘鞣姐y行逐漸在中國站穩腳跟時,他們又十分謹慎地與西方銀行間保持距離。當西方銀行給票號造成越來越大的競爭壓力時,山西商人中一些人開始醒悟,他們希望通過自身的變革來挽救票號。李宏齡就是這些人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個。 
  1904年春天,北京城中的李宏齡努力寫完自己寄給總號的信。為了強調自己見解的合理性,他提到了1900年,八國聯軍進北京時票號的慌亂和損失。事情剛剛過去不久,平遙總號的大掌柜們,應該對這件事還記憶猶新。 
  “況時局變動不測,萬一再有意外之事,有一二通外文者更可保護全號,不比攜賬而逃又高一等乎!” 
  1904年,經過八國聯軍的戰亂之后,親眼見識了西方國家的船堅炮利的慈禧太后痛下決心,決定仿效西方國家的樣子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這一年秋天,祁縣、太谷、平遙各票號總號,先后接到北京傳來的消息。戶部尚書鹿傳麟奉慈禧太后旨意,創辦大清戶部銀行。鹿傳麟召集山西票號北京分號經理們會商,一方面邀請各票號入股參與,另一方面請票號派人主持將要成立的這家國家銀行。 
  這個天賜良機無疑是給山西票號提供了一次極為難得的發展機會,但沒想到的是,票號的大掌柜們卻做出了完全一致的回答:拒絕參與。 
  山西省政協副主席張正明:“他認為如果他完全進去,實際上是官府控制。他認為進去以后,還是我自己搞比較有前途。跟官府在一起,以官府的名義去搞,我只是個參與,所以他不想參加!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所長朱蔭貴:“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傳統,加上幾百年自己繁榮的過程。他覺得我過去達到了這么高的水平,我經營很成功的,我沒有不成功,那我這套理念是行之有效的。你要讓他接受這個事實,說你這套已經過時了,這個是很難的,而且需要一個過程,或者需要事實的,血淋淋的教訓往往才能達到,但是往往就是這個血淋淋的事實,到來的時候可能就沒有機會,再重新來改變了! 
  在北京的李宏齡沒有接到總號的命令之前,迫切希望票號能抓住這次機會,由山西商人來控制這家由朝廷開辦的銀行。用他自己的話說:“你參與,它要開辦;你不參與,它也要開辦,既然擋不住還不如由自家來辦好!” 
  為什么李宏齡對票號改組銀行有如此之大的熱情呢?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所長朱蔭貴:“從資本上來說,它不是說在面向社會這種集腋成裘,它不是的。它是家族的,合伙的。這種局限范圍,籌集資金這個范圍來源就是有限的,就是受到很大的局限,這是一。第二個,它有一個制度就是它基本上是得利均分,得利就分。今年我們經營下來結了賬,我們今年比如說,賺取了十萬元或者十萬兩,這十萬兩基本上就全部分了。原來資本是多少還是多少,它沒有一個就是說留公積金,這樣的一個制度,就是說逐漸滾動發展,越來越擴大規模。這樣的一個思路是沒有的,這樣的一個經營理念是沒有的,錢莊也好,票號也好,都一樣。第三個就是我講它沒有像銀行一樣,面向社會吸收普通的小額儲蓄存款。在這點上中國很著名的一個例子,就是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成立的時候,資本只有十萬元,實際上它實收資本才八萬,很小,還不如一個錢莊。但是它這個在當時歸國回來的美國留學回來的銀行家經營之下,用新的一種理念。一元開戶,就存銀元。過去存銀元是不給利息的,在外國銀行那兒存也不給利息,我們給,一元我就給你開戶,這樣就有很多普普通通社會中的老百姓,把自己一點點的錢也存在你這兒,它的儲蓄就非?斓匕l展,它在十幾年的時間,資本翻了幾十倍。到了三十年代的時候,它的資本就升到500萬元了,但是它的儲蓄存款上億元! 
  山西票號在體制上還存在一個致命的弱點,那就是山西票號自創立之初,就一直采取信譽貸款的制度。不論貸出多么大數目的款項,都只看重對方的人格和信譽,不需要對方的任何抵押。當時山西票號曾用“萬兩銀子一句話”來標榜自己的這種信義原則。 
  與之不同的是,西方銀行施行的是抵押貸款。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西方社會中注重的是法律和契約,而不僅僅是道德規范。即使在國外,他們也可以憑借領事裁判權等治外法權來保證這些法律、法規能夠得以實施。 
  票號的種種弊端,李宏齡看得非常清楚。他在北京先后召集了幾次同業會議,會議的議題有兩個:一方面,既要將朝廷的戶部銀行控制在自己手里;另一方面還不能讓這個銀行成為朝廷勒索山西人的工具。 
  對于這樣的難題,精明的山西商人,想出了一個解決辦法。 
  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副研究員王兆祥:“山西商人的辦法就是出人可以,但不出錢。這樣做的理由是由于連年戰亂,山西票號損失很大,無力投資入股,這個方法不但可以使朝廷不能再向山西票號勒索,而且又能憑借自己的人員參與,從而把持新成立的戶部銀行! 
  由于山西票商的聲譽,做買賣的實力名滿天下,所以朝廷幾乎準備接受山西商人提出的全部條件。正當雙方正在進一步協商時,山西總號拒絕加入的命令傳到京城,山西商人與這次十分難得的機會擦肩而過。 
  這件事過去不久,李宏齡給平遙總號又寫了一封信,信的內容是勸久居山西中部縣城的總號大掌柜、票號大股東們出來走一走。 
  “方今時局,日新一日,情形迥非昔比,方今學界官界,皆派人出洋考察,惟商界并無此舉,而京城、天津、上海、漢口數處不可不往;疖、火船往來甚便,亦不甚辛苦,不過往返數日,細思有利無弊”。 
  山西財經大學教授孔祥毅:“在清末,光緒末年的時候,清政府制定了一個《大清銀行條例》。這個銀行法的制定對山西票號來說,應當說影響比較大! 
  作家王進:“《銀行通行則例》第十二條,明確將票號劃入了銀行的經營范疇,并且要求對票號進行驗資注冊,這對山西票號業的影響非常大,因為山西的票號業資本金非常得少! 
  北京工商大學教授梁小民:“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進行驗資,首先一個呢,它可能達不到所要求的資本,可能不會讓它進行營業,這是第一 。第二個呢, 如果驗資的實際情況傳出去以后,對他們的經營會引起不利的影響,尤其是有損聲譽。那我自己覺得銀行這樣做,國家清政府這樣做,也有不妥之處。因為什么呢?說過去中國的金融是以山西為中心的,中國金融的一個特點呢,就是靠的不是雄厚的準備金,而靠的是長期積累的信譽。那么你要把這個向現代部分準備金的銀行制度轉化,要有一個過程,如果是做得太快的話呢,你把山西票號摧毀了,其結果就是中國的金融業陷入混亂! 
  四月二十三日,北京德勝門外的一處山西會館內,山西票號北京分號的掌柜們正聚在這里,公議這項朝廷頒布的新章程。一次決定山西票號興衰的會議,就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了。 
  李宏齡作為山西匯業公會的領袖,既是這次會議的召集者,又是會議的實際主持人,那一年他六十一歲。 
  正是由于李宏齡多年的不懈努力,山西票號的絕大多數分號掌柜們都開始贊同改組銀行的主張。朝廷頒布的注冊制度,再次為票號改組銀行提供了機遇。所以原本商議如何應對朝廷新章程的會議,逐漸變成了研討合組銀行的會議。這次會議結束時,所有人一致同意合組一家三晉匯業銀行。幾天之后,山西票號遍布全國的四百多家總號和分號,都先后接到了由北京寄來的絕密信件,“敬啟者,我晉向以善賈馳名中外,匯業一項尤為晉商特色。近十年來各業凋零,而晉人生計未盡絕者,獨賴匯業撐柱其間。晚輩焦灼萬分,彷徨無措,連日會商,自非結成團體,自辦銀行。不足資抵制,不足以保利權! 
  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副研究員王兆祥:“在這封信中還提出了開辦銀行的具體章程。首先,每家出資五萬兩白銀,并發行股票向社會募集一部分資金,組成三五百萬兩的資本;其次,新成立的銀行為有限責任公司,設立董事局并聘請渠本翹為總經理;第三,新銀行不再實行票號的信譽貸款制度,而采取抵押貸款的方式! 
  山西商人合組銀行的想法,并不是自說自話、一廂情愿。其實從1904年開始,就有許多不同行業的人不斷勸說山西商人,將信譽滿天下的票號改組為現代銀行。 
  1904年8月,當時非常有影響力的《南洋官報》上連續兩天用大量的篇幅登載了一篇《勸設山西銀行說帖》。在這篇說帖中,作者首先說,“銀行為各國財政之命脈!苯又謩窀,“晉省富商從速變計,早立一日之新基,則早辟數年之大業!比绻婺軐⑵碧柦M成銀行,“則晉民幸甚,天下幸甚! 
  在1908年六月起的半年時間里,山西票號遍布全國二十多個城市的重要分號,紛紛給山西縣城中的總號寫信。這些信都表達了同樣的意思,票號改組銀行不僅是大勢所趨,而且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其中在漢口分號的信中,甚至采用了這樣的口氣,“現在風氣大開,銀行林立,各處設立甚多,首推漢口為最,我幫等隱受其害。洵有不堪枚舉者矣。若不改弦易轍,將有不堪立足之勢。處此時局,非設立銀行不可! 
  剛剛進入六月,平遙城中已經有了一些夏天的味道,與漸漸來臨的暑氣相比,西大街上的蔚泰厚票號的院里,氣氛卻很冷清。大掌柜毛鴻翰的屋門緊閉,這位當時在票號界一言九鼎的人物,已經好幾天沒出門了。對于各地分號強烈要求合組銀行的意見,各家票號的總號都沒有做出反應。票號大掌柜都在觀望,小票號在等大票號的動作,大票號都在等待毛鴻翰的態度。 
  山西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劉建生:“當時李宏齡等人看到了大勢所趨,要求改革是一種良好的愿望和現象,也是一種趨勢。但是我們講,制度變遷、改革是要付成本的,也就是說,試想一下,體制方面各家票號的掌柜,今天講經理掌柜們,他的一種趨同心理在哪兒呢?就是寧為雞首,不為鳳尾,更何況合組銀行的話,實行現代意義上股份制銀行,那么董事會由誰擔當?是由財東擔當。因為體現了誰出資誰當董事,誰出資多誰當董事長,而經理層是由董事會來聘任的。那么試想山西省有那么的票號,那么多的掌柜,合組銀行以后誰來當董事長。在董事會成員里面,他選擇總經理,可能是張三,也可能是李四,更可能是王五。這樣的話,在改制過程當中,是否能輪到毛鴻翰,正是出于本人的自利,這樣一個角度,他也會阻撓的! 
  1908年夏天,一列火車駛進了北京正陽門火車站。在匆匆出站的旅行者中,有一個衣著樸素的人,他是作為信使從平遙來到京城的,他將毛鴻翰的一個口信帶給了李宏齡。 
  毛鴻翰說,“關于合組銀行的事,大家都說是你的主意,這件事你不必再張羅了!泵櫤布葲]有說明大家包括了些什么人,又沒有解釋為什么不必再張羅。不僅如此,把合組銀行這樣一件對票號業生死攸關的大事輕描淡寫地轉化為李宏齡的個人意見,言語雖然含糊,態度卻非常堅決。耐人尋味的是,這個信使不是別人,正是李宏齡在毛鴻翰手下供職的兒子。莫名其妙的李宏齡,馬上寫信向總號申辯,“銀行一事,眾人皆言系弟一人之見。囑弟不必組織,具征關愛。此事非特我省有意者以為當辦,即外省通達事理者,亦以為不可不辦,弟豈敢妄談天下事!痹谛诺淖詈,李宏齡又加上了這樣一句話,“以后如聞弟不是處,務望直言字悉,孟子云,子路聞過則喜,弟最喜此言! 
  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江沛:“我們從李宏齡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到當時各票號的態度。日升昌的大掌柜梁謂舟就講,‘家數太多,人心不齊,難以成事!螞r開設銀行呢?原來就是為了彼此保護,‘萬一將來有不能自存之號,既無實款可濟其用,反受其拖累!@個意思實際上非常明確地代表了當時各大票號掌柜們,對于組建銀行的這樣一個憂慮。這個創業之時,山西商人可以彼此幫助、同舟共濟。面對危急的時候,首先顧慮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整體! 
  1908年冬天,11月20日,光緒皇帝駕崩。七天以后,操縱中國命運半個世紀之久的慈禧太后也死了,此時山西商人李宏齡正在病中。一年之前爭議很久的合組銀行之事已經灰飛煙滅,事情結束得非常干脆,毛鴻翰動用了自己獨裁的權利!般y行之議,系李某自謀發財也,如各埠再來函勸,毋庸審議,徑束高閣可也!碑斃詈挲g聽到這樣的話,氣得大口吐血,一病不起。 
  十年之后,當他整理出版《山西票商成敗記》時,回憶當時的心情,仍感到“如冷水澆背,閉口結舌!边@腔本可以扭轉票號命運的心血,就在各大票號心存觀望,毛鴻翰獨裁專斷之中尚未實施,就付之東流了。 
  辛亥革命之后,各家票號的處境更加艱難。為了挽救危局,票號商人又進行了兩次合組銀行的努力。很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兩次合組銀行最積極的倡導者,竟是當年最反對李宏齡改組銀行的毛鴻翰。 
  最為可悲的是,北洋政府還沒有對山西商人提出的要求做出最后的答復。票號內部就已經因為利益紛爭,自己先吵翻了。這種情況下,票號衰敗的命運徹底無法挽回了。 
  1914年,日升昌票號倒閉,天津《大公報》在描述日升昌倒閉的情形時用了這樣的語言,“彼巍巍燦爛之華屋,無不鐵扉雙鎖,黯淡無色,門前雙眼怒突之小獅,一似淚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前日北京所傳,倒閉之日升昌,其本店聳立其間,門前當懸日升昌金字招牌,聞其主人已宣告破產,由法院捕其來京矣! 
  辛亥革命后,李宏齡離開票號,回到鄉下,以開設雜貨鋪為生。1917年,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將自己幾十年的商業往來信件,編成了《山西票商成敗記》和《同舟忠告》兩本小書,并自費出版。在《同舟忠告》中,他把票號的事業比做一葉扁舟,浮沉于驚濤駭浪的時局之中。他認為票號的最終失敗,天災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票號同仁不能同舟共濟,只在設法玩弄權術爭名奪利。 
  在《山西票商成敗記》的序言中,他寫了這樣一段話,“今者機會已失,商運已衰,縱有救時良策,亦往托諸空言,惟耿耿之懷,終難自己。緩將籌設銀行前后信件,次第排列,俾閱者始知原委,知我票商之敗,果天數乎,抑人事乎! 

  六、深宅禮義

  一百多年前,在北京、上海、武漢這樣一些晉商做生意的地方,曾流傳過一首民謠:“山西人大褥套,掙錢還家,買房置地養老少!边@是在挖苦晉商,把他們看做土財主,有了錢只想著急急忙忙回到鄉下,蓋起一座座體面的宅院。 
  離山西省會太原大約六十公里,有一個叫喬家堡的小村子,村子中坐落著一處氣勢不凡的深宅大院。由于過去的院落主人姓喬,所以現在的人都管它叫喬家大院。 
  喬家大院是由喬氏家族的六代人,經過三次大規模的修建才最終落成。它動工的時間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間,也就是公元1750年左右。它最后一次擴建是在1937年。工程剛剛開始,就因為抗日戰爭爆發而被迫中斷。 
  今天我們所見到的喬家大院占地8700平方米,由6個大院,19處小院構成,共有房屋313間。 
  晉商修建起的深宅大院并不止這一處。僅喬家大院所在的山西祁縣,占地面積超過一千平方米的院落就有十七座。據粗略統計,山西境內保存基本完好的深宅大院大概有一千多座。 
  這些古老的院落雖然散落在山西各地,由不同的家族在不同的年代修建而成,但它們卻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 
  其中最突出的是十分龐大的建筑規模。曹家三多堂建筑占地6700平方米,房屋276間。常家大院占地面積超過十萬平方米,房屋1500余間。在大院之內,僅兩層的磚木結構樓房就有40多座。王家大院雖然地處呂梁山區,但它的規模并沒有受到地形的限制,相反由于大院依山而建,看上去更加雄偉。 
  不論是占地面積,還是宅院的規模,目前散落在全國各地的明清民居建筑,似乎都比不上晉商修建的這些深宅大院。那么是什么原因使當時的山西商人的氣魄如此之大呢? 
  國家文物局古建筑專家組組長羅哲文:“你沒有經濟實力,你這個建不出來的,過去叫建筑是金堆玉砌的。特別像晉商、徽商,沒有那樣的財力出不來這些作品。比如拿故宮來說,它這個建筑要不是在王朝盛世,它出不來。第一要有經濟基礎,沒有錢修不了。第二要有好的建筑材料,沒有錢買不到。第三要有很高技術的建筑工匠,建筑的匠人,雕刻、繪畫、彩畫這些。所以建筑你要脫離了經濟基礎,不可能有很高的很多很好的藝術! 
  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山西省境內的許多晉商居所都被開辟為各式各樣的博物館和紀念館。有些院落甚至是幾乎未動一磚一瓦,只是掛上塊牌子,就從一座幾百年前的商人住宅變成了供現代人瞻仰、游覽的博物館。 
  這件事做起來之所以能如此輕松、便當,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些深宅大院在落成的時候,就已經具備了一些供人們參觀瞻仰的基本要素。主人在設計修建它的時候,有一種強烈的心理暗示,就是說一旦你要進來看,我就要讓你看到與眾不同的東西。 
  對于國人來說,落葉歸根是每一個游子心靈深處的愿望。浪跡天涯,忙碌辛勞,就是為了能夠有朝一日榮歸故里,而這其中最顯赫的標志就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蓋起屬于自己的宅院。 
  晉商之所以在修造住宅時,做得比別人更投入,更加不惜工本,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是所有離鄉背井的游子中,走得最遠,漂泊時間最長的一群人。他們中許多人從十幾歲就離開家去當伙計,學生意。不論你走到哪里,商號里的伙計制度是三年才允許回家探親一次。如此計算,當一個六十歲的山西商人告老還鄉時,他在外飄零的時間大約是四十二年! 
  隨著晉商的崛起,山西中部開始了此起彼伏地大規模修造房屋。數量眾多的高墻大院密集地坐落在晉商的祖蔭之地,既昭顯著他們的身份、地位,又擺明各自的實力。 
  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委員會副主任鄭孝燮:“建筑是一種文化,建筑的確能夠反映各種各樣的氣質出來。有的看著很商業氣,俗氣,有的看著高雅一點,有的看著,它是有這個,有些建筑能夠塑造一種很神秘的氣氛,廟宇里去看它是很神秘的。塑造這種氣氛,把你的感情扣住。我為什么看到山西大院文氣很濃呢?我有文章特別寫王家大院講這個文氣問題,一個是體現在它的禮制上,禮。我們中國文化,封建社會的文化里面,這個禮的問題,禮制的問題,它是一個核心。禮制從周代一直往后,一直貫穿下來。禮制是一種儒家文化思想! 
  山西是一個被儒家文化浸潤很深的地方,從山西各地曾先后出土過大量的青銅器,這些青銅器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禮器。這些珍貴的文物說明,早在春秋時期,山西這片土地就已經成為禮樂昌明的所在。 
  山西解州的關帝廟始建于隋代,今天看到的主體建筑大都是明清重建的?梢哉f,人們對關羽的崇拜在這一時期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而同處一地的晉商大院也正是在這一時期先后建起。儒家文化提倡的“智信仁勇”在關帝廟的建筑中得到了體現,而儒家文化精神內核的“禮義忠孝”在晉商宅院的主體建筑思想中也被凸現出來。 
  站在高處俯視這些民居你就會發現,它們幾乎都是由一組組四方的線條構成。所有的建筑又都是沿著一條看不見的中軸線對稱地鋪展開來。每個院落都由正房、廂房構成。正房是父母長輩居住的地方,子女只能住在廂房之中,建筑中隱含著長幼有序。 
  高高的臺階是中國傳統建筑中不可缺少的建筑元素,但在喬家大院中偏偏有一處院落沒有修臺階。出現這樣的情況并不是由于主人的疏忽,而是因為這個院落過去是喬家傭人的住處,傭人是沒有權利步步登高的。晉商用這種方法體現了尊卑合禮。 
  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委員會副主任鄭孝燮:“有個秩序的,那么這些秩序要合乎禮的要求。禮講究尊卑長幼、男女尊卑長幼,在講究這個東西的。這個是一種文化、一種素質。沒有禮,無禮就沒有秩序。禮的秩序反映在建筑的秩序上,有序的,不是無序,不是隨意性的,它有這么個東西,反映了這是一種文化、一種文氣! 
  平遙古城位于山西省中部,早在兩千多年前的周朝,人們為了抵御當時游牧民族的入侵,開始在這里筑城。漢代劉邦建國后就把自己的兒子劉恒派到這里防備匈奴,劉恒就是后來的漢文帝。由于有這樣的淵源,平遙在過去也被稱為中都。 
  山西在元朝時是蒙古貴族統治的中心地區。為了重樹漢族皇權的威嚴,強化儒家的正統地位,明朝統治者認為有必要按照嚴格的儒家禮法,來重新安排城市的布局。 
  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委員會副主任鄭孝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是有個禮。我個人做人要有禮,我家庭要有禮,國家要有各種各樣的禮式。我們這個城市建設建筑方面,有禮的依據的,那就是《周禮·考工記》!吨芏Y·考工記》具體地規定,講我們都城怎么規劃。除去《周禮》之外,各個朝代還有它自己的一套規定! 
  平遙古城的初期建造年代相傳為西周時期,現在看到的城墻為明洪武三年,1370年,在舊城基礎上重筑擴建而成。城池周長為6163米,墻高12米。平遙城墻在清朝四百多年時間里,曾經有過四次修繕,規模最大的一次是在咸豐元年。這次修繕歷時三年,和前幾次不同,這次工程是由商人主持,工程所需資金也是由平遙城中二十四位商人解囊相助。 
  平遙城墻在商人們的主持下,有了充裕的資金支持。城墻的雄偉堅固使城里的人們有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但是,加強城市的軍事防御功能并不是晉商的惟一目的。在這項巨大的工程中,他們處心積慮的是如何在這樣一個軍事設施的修建中,同時能和儒家的文理融合起來。 
  協同慶票號分莊常柜后裔張燕生:“孔子不是在春秋的時候做過中都宰嗎?它是魯國的一個地名,也是中都,平遙也是中都。所以平遙人借助這么一點線索,就把孔老夫子也請到平遙來,把他的弟子們,也在敵樓上修三千垛口,七十二敵樓。象征他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但是它不是就此而止,并不是讓這些人來平遙城墻上一站就了事。不是那么個事情,它是什么呢?因為是敵樓也好,垛口也好,它是武備的,防御工事嘛。用文的意象,孔子的弟子是文化的文,它代表文化、文教,用文教的意象來取代武備的設施,就是偃武修文的意象,就是停息武備,修明文教,就是從此不打仗了! 
  1997年,平遙古城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已經有幾百年歷史的平遙城成為世界文化遺產,根本原因是它被完整地保留下來了。值得注意的是山西省內有許許多多知名或并不知名的古代建筑也被保存完好。 
  臨汾地區的魏村地處偏僻,是個不為人知的地方。在村子里有一座古代建筑和村子里的老百姓混雜在一起。牛王廟戲臺是元代建筑,在古建筑專家,特別是研究中國戲劇史的人眼里,它的名氣可以說如雷貫耳。 
  山西晉城一個叫寺南莊的地方,宋代建造的大殿仍然那么神采奪目。 
  這樣的例子在山西舉不勝舉,倘若五臺山、云岡、晉祠這樣舉世矚目的文物古跡得以保存尚可理解。問題是那些散落在山西各地的大量古代遺存,還能保有今天的面貌,就不能不對與這些文化遺產世代相伴的山西人重新打量了。 
  山西地處黃土高原,十年九旱,自然條件惡劣,但這里的民風淳厚,排斥尚武好斗。宋人謝悰說:“地高氣爽,土厚水清,其民淳且厚”;明代《山西通志》記載:“士窮理學,兼集辭章,敦厚不華,淳儉好學,工商務實,勤儉……”;“其民重厚、知義、尚信、好文”;“淳而好義,儉而用禮”。 
  同時,山西是中華民族發祥地之一。明代以前這里涌現出晉文公、王昌齡、王維、白居易、柳宗元、司馬光、元好問、關漢卿等等許多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和思想家,這對山西的人文環境產生了深遠影響。晉人勤儉、耐勞、禮讓、誠信的民風蔚然而立,平遙古城的完整保存并且成為世界文化遺產,或許可以從這里找到原因吧。 
  在平遙,在太谷、祁縣,在山西其他許多地方,晉商不僅建起了方正、規矩的深宅大院,甚至建筑中一些細小的局部,也都為了增加含義而用心良苦。 
  書房門口的石墩上,刻上兩只香瓜、一卷書,表明這里是“書香門第”。 
  這里原來是一處祖孫三代居住的院落,正廳由父母居住,于是石欄桿上的裝飾就是猴子和抱著鯉魚的孩子,代表了老人希望兒孫能“后輩公侯、年年有余”。 
  廂房里住的是兒孫,于是裝飾圖案就由表現孝行的二十四個故事為主題。 
  儒家提倡人與人交往時,態度要溫和、恭敬,要互相忍讓。這些品質在經商做生意時當然更加需要。山西商人把自己對傳統文化的理解,經過融會后納入到經商的范疇中來,有些觀念經過改造,甚至成為他們安身立命的主導思想。 
  學者余秋雨:“他又把我們中國商人,原來多少年以來的,農耕文明當中的那種道義感,大塊面地引入到商業文明當中。因為原來好像儒家所給的道義感,是在農耕文明當中,主流文明當中比較完整。商人就是好像投機取巧,無商不奸等等。山西商人不是,干脆把道義,把農民身上的淳樸,和中國儒家文化所提倡的這種道義感,全部移到了商業文明當中來! 
  道義感的建立對于本分的商人來說是熱切盼望的。封建社會里,商人必須面對的是繁重的捐稅、難料的災禍、官府的豪取、強人的劫獲。他們當然企盼世存公平、人懷道義。 
  山西和內蒙交界處有一個叫殺虎口的地方,這個地方是眾多山西人走西口的必經之地?滴醭跄,三個山西人流落到這里,走街串巷做起了小買賣,可光靠挑擔賣貨養活不了自己,他們只好湊錢開了個小小的草料鋪。由于本小利薄,三個人早出晚歸勉強過上饑一頓飽一頓的日子。有一年臨近年關,一連幾天大雪封門,生意沒人來做不說,吃飯都成了問題。饑寒交迫之下,三個人傾其所有煮了一鍋稀粥權當過年。 
  山西財經大學教授孔祥毅:“正端起碗來準備吃飯的時候,喝著粥的時候,有人敲門。這么晚了怎么有人敲門呢,總得開開看看,一看進來一位白胡子老頭兒,拉著一匹駱駝,馱著些東西,說要住店。這么晚了,我們這地方什么也沒有,過年沒有什么好吃的,你來干什么?他就說沒地方去,非要住這兒。所以他們只好把他收留下來,收留下來以后,這老頭兒一天又饑又渴,走到這么晚,沒吃呢,看著他的粥想喝。他們也沒吃,最后說只好先請這老人先吃,所以就給他盛一碗小米粥,來喝著粥。喝完一碗,完了,兩口完了,再喝一碗,幾口很快就把這一鍋粥喝光了。過年這三個人也沒有喝上粥,就這樣過了年。這老頭兒就睡了,第二天一早起來,人不見了,駱駝也不見,但是馱垛留下了! 
  內蒙古作協副主席鄧九剛:“里面全是銀子,銀砣子,后來說怎么辦?怎么也找不著,找不著這個客人,然后鋪伙就商量,掌柜的就商量。這樣,咱們把人家這筆錢點清楚了,比如說30萬、50萬,然后給它當成股本,放進咱們的本金里。然后每年,過去大盛魁是三年一結賬,每三年結賬的時候,把人家的紅利再給人家加進去,進入萬金賬上。這樣的話滾了幾十年,仍然這個錢的主人也沒有出現。但是大盛魁一直到倒臺的那一天,它的萬金賬上,仍然記著這一筆沒有主人的財神股,和它的本金和它的利息! 
  到清朝嘉慶、道光年間,當年的那間小小的草料鋪已經發展成為蒙古草原上最大的商號,商號的名字也用上了大盛魁三個字。 
  就在大盛魁日進斗金的鼎盛時代,商號定下了一個必須遵守的規矩。每年春節大年初一,大盛魁既不請客與同行聯絡感情,也不擺酒席酬勞辛苦了一年的員工。而是全號上下一萬多名員工要在掌柜們的率領下恭恭敬敬地喝上一碗稀粥。 
  從康熙到道光,大約在兩百年的時間內,大盛魁的經營者前后換了十幾代,但每一代人都始終不渝地遵守著這個規矩。 
  大盛魁這樣做的目的,表面看是對那位幫助過自己的恩人,鄭重其事地表示一種懷念與感謝,更深層的意思是要讓大盛魁的每一個員工都能牢牢記住,大盛魁能從一家小小的草料行發展成一家規模宏大的商號,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堅持了以義制利。 
  山西省外經貿廳研究員渠紹淼:“我從上海圖書館舊報庫,看到過一個小資料,很感動,但是說沒時間,沒地點,沒人物姓名。它就說有一個山西商人,他爺爺的時候,和英國通過香港做了一大筆生意。后來他爺爺破產了,一直欠著英國商人的錢。到他孫子這輩,經商發跡起來,他就給這個英國商人寫信。當時接信的人是英國這個商人的孫子,說我們家還欠你多少多少萬英鎊,寫了一個道歉的信。說這個錢我爺爺還不了你,我父親也沒辦法還你,但是他們死的時候都傳下來了,說一旦發跡之后,我要把這筆錢還給你,才能稱得上良心! 
  “寓禮于情”是晉商,特別是那些氣候大成的商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普遍遵守的信條。在喬氏家族中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喬氏家族的先祖喬貴發早年父母雙亡,生活非常貧困,在村中常常遭到別人的白眼,甚至同族兄弟也瞧不起他。就在他孤獨無助的時候,村里一位姓程的女孩子,常常在生活上對他有所接濟。 
  二十年后,喬貴發事業有成,衣錦還鄉。而那位程姓的姑娘由于丈夫早逝,娘家又不肯收留,只好帶著兒子,孤苦伶仃地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 
  喬貴發知道這種情況之后,馬上央人做媒,迎娶這位女子為妻,對她帶來的兒子也視如己出,還為這對母子鄭重其事地蓋起了這處四合院。日后聲名顯赫的喬家大院就是在這座四合院的基礎上構筑起來的。 
  喬貴發這樣做,應該說純粹是出于報恩的心理,因為他和那位程姓女子,只是在少年時有過一些接觸,其后二十多年的時間里,兩個人幾乎連面都沒見過,他們之間大概不會有什么難以割舍的男女之情。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拿出一筆錢來幫助那對落難的母子擺脫困境,也算得上仁至義盡,喬貴發認為那樣做還不夠,他是用自己的后半生來報答二十多年前的一粥一飯之恩。 
  喬貴發在去世前立下家規,喬氏家族的子孫不準納妾。后人們嚴格地遵循了這條家規,哪怕是喬家的媳婦不能為家族生養子嗣時,也沒有人以此為借口休妻納妾。這樣的事情,在傳統的豪門大家之中是非常少見的。 
  隨著山西人經商風氣的盛行,傳統的士農工商職業排序觀念在山西發生了變化,人們把商業排在了各業之首。自明代算起,全國科考中共產生進士137名,山西只有9名,遠遠落后于安徽、陜西等地。到了清代,這種輕學重商的后果更加明顯得顯示出來。清人劉大鵬說:“當此之時,凡有子第者,不令讀書,往往俾學商賈,謂讀書而多困窮,不若商賈之能致富也。是以應考之童不敷額數之縣,晉省居多! 
  學者余秋雨:“所以我當時在分析山西商人人格的第一點就是,我做商人就是做商人,把商人做純粹了,把商人當作一個最正經的社會事業來做,這是山西商人特別堂皇的地方。并不是說我做了商人,我有了錢以后,叫我的兒子以后去考科舉。去買個官,當然這樣的人也會有。但是山西商人想法不是這個,他主要想法不是這個,他堂堂正正做商人! 
  山西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劉建生:“誠如山西巡撫劉與義向雍正皇帝上奏折說到,‘山右積習,重利之念,勝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貿易一途! 
  雍正皇帝看到山西巡撫的奏章后,批注了這樣一段話:“山右大約商賈居首,其次者猶肯力農,再次者謀入營伍,最下者方令讀書!鄙接沂枪糯鷮ι轿鞯姆Q謂。雍正對山西這種有悖倫理的現象,態度并不明確。他既沒有表示憤怒,也沒有表示贊許;蛟S山西那已成氣候的商幫群體,在他眼里就像是為皇宮后院平添了一個巨大的銀庫,那他又何樂而不為呢? 
  晉商在商場上規規矩矩地做生意,經商致富之后回到鄉下再修造起一座座規規矩矩的高墻大院。在歲月的輪回中,一代又一代的晉商周而復始地重復著相同的事情。到了清朝末年,在傳統的深宅大院中開始出現與傳統并不完全協調的因素了。 
  喬家大院最后落成的院落中,門窗開始采用歐洲的式樣。更多的陽光,更新鮮的空氣,透過這些大窗子從外面滲透了進來。他們甚至讓一列火車跑到了自己的屋頂上。 
  與此同時,在一些晉商的家庭教育中,除了傳統的四書五經,還增加了現代數學、物理、化學等科目。喬家的最后一代家長喬映霞是當地第一個穿起了西裝的人。 
  常氏家族十五世后裔常國慧:“那會兒學校辦得不錯。我們家從太原師范跟第一師范請教員,不是第一名第二名的學生不請,就那么厲害。教育特別好,設備一般學校比不了。體育里頭足球、滾的鐵環、踢毽、跳繩、蹺蹺板什么的,體育用品特別全,乒乓球孩子們隨便玩。那會兒沒有手風琴,那會兒是腳踏的風琴,踏的那個,老師天天給我彈那個,特別好聽,到現在那個聲音好像還在呢! 
  門楣是宅院的臉面,過去在這樣的位置,晉商往往要刻上標榜儒家學理的內容?稍谶@處清朝末年的晉商宅院里,門楣上的圖案竟是一塊標著羅馬數字的鐘表,只可惜這座原本應該指示時間變化的鐘表是由青磚雕成的。雕刻完成時,它的指針就永遠地在某個歷史的瞬間凝固了。 

  七、老字號

  這是一家商號全體員工的合影,拍攝的時間是1927年,拍攝這張相片的目的是紀念商號開業四百周年。 
  四百多年前,明朝嘉靖年間,山西平陽府趙姓的三個兄弟來到北京城做生意。北京城位于天子腳下,王公貴戚、名門望族的府第比比皆是。這些人在生活上極為講究,越是奢侈越是稀罕的東西,越受他們歡迎。流風所及,當時北京城內的平民百姓在吃喝穿戴等日常生活上也互相攀比,毫不馬虎。 
  經商的生意人紛紛投其所好,專挑奢侈高檔的商品經營,這樣不但利潤大,而且買的人也多,做這種生意自然更容易發財。 
  但是那三個來自山西的商人并沒有這樣做,他們經營的商品看上去雖然很不起眼,但居家過日子誰也離不了。俗話說“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他們的商號里除了茶以外,其他六樣東西都賣,正因為如此,他們才恰如其分地給商號起了個名字叫“六必居”。 
  直到今天這塊由山西商人創立的字號招牌依然高懸于廳堂之上。無人不曉的六必居三個字還是那么響亮。盡管店里經營的內容還是那么普通,但就是這間樸樸實實的老字號,挺過了四百多年的風雨坎坷。 
  北京最繁華的商業街上,有一家叫“都一處”的老字號。說起這塊都一處的招牌還有一段不凡的來歷。據說,乾隆初年,都一處還只是一個街邊的小飯鋪,店主姓李,老家在山西。乾隆十七年臘月三十晚上,京城飄起了漫天大雪,各家商號都早早收拾東西,關門打烊,準備過年了。天越來越黑,冷冷清清的街上只有那個姓李的山西商人經營的小店還在靜候著主顧。因為本小利薄,就是在大年三十這樣的時刻,他也不敢怠慢。一來是因為多年養成的習慣使然,二來盼望著還能有人光顧小店。 
  將近子夜時分,店里終于進來了一主一仆,他們舒舒服服地吃了一頓老板親手做的可口飯菜后,并沒有急著離去,而是打量起這個店來。當他們發現小店連招牌都沒有,就叫老板拿過紙筆,題了“都一處”三個字,意思是這個時候整個京都還在開張營業接待客人的店鋪只有這一個地方了。 
  過了不久,這位山西商人接到了從宮中專門送來的一塊虎頭牌。到這時候他才知道,原來那天晚上來的客人竟然是微服私訪的皇帝——乾隆。 
  這個故事的真偽現在已經無從考證了,但都一處這塊招牌卻是實實在在地掛在這里兩百年了。這個故事在兩百多年的時間里,隨著都一處的生意越做越大,流傳得也越來越廣。 
  清代同治年間的文人李靜山在他的《增補都門雜詠》中說:“京都一處共傳呼,休問名傳實有無。細品甕頭春酒味,自堪壓倒碎葫蘆! 
  中國經濟史學會會長經君。骸斑@個反映在各個方面,我們說過去的商人能夠幾百年的存在,比如現在說起北京就是同仁堂,說起南方就是胡慶余堂等等這樣一些,像什么桂香村或者六必居等等這些商店,那么它們之所以能夠存在,它的存在期限是以百年計,這個存在是什么道理呢,就是因為它以誠待顧客。這個顧客當然包括這幾個方面,一個方面從生產角度來講,它不弄虛作假,它貨真;從價格上來講,它不會一個人一個價,它不會騙你,它不會隨便地給你漲價,給你胡來,那就是它的價實! 
  學者余秋雨:“這種誠信體現在一件事,體現在一個最根本的原則就是,如果我沒有這種道德支撐的話,沒有一件事能做成。買者和賣者之間,它盡管有法律保護,但是如果沒有這個基本誠信的話,法律的空子多得很,可以鉆來鉆去,它可以鉆法律的空子,結果還是讓很多人欲哭無淚。這樣情況就很多了,空間如此之大,法律的網也不能那么緊密,所以這種誠信的好處就在于,就是它靠一個人的人格操守,變成人和人之間不約而同的某一種人間契約,就是一個人的人格操守變成人間契約。這個契約就變成群體性的人格操守,這個成為許多商業運作的平臺! 
  生意無論做得大小,店鋪都需要有名可稱,把商號的名稱懸掛起來之后就成為字號。晉商的字號多如牛毛,因為它的生意種類繁多,但能把字號連同它的事業長時期地保持下去,就不是所有山西商人都能夠做到的了。我們今天看到的這些被人們熟悉了上百年的老店、老宅,盡管它們的主人也許經營之道各有不同,它們所經歷過的事情各有不同,這些都無關緊要,但要稱得起老字號,經得起百年風雨,讓世人永遠地記住它,它們需要做些什么呢?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到達中國的俄羅斯客商帶來的采購清單中,有一樣特殊的商品,川字牌磚茶。 
  令他們失望的是,不但市場上找不到這種茶,甚至眾多的中國企業、邊貿商人也沒有人知道這種商品產地在哪兒?是由誰生產的? 
  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一段沉寂了半個多世紀的歷史重見天日,在這個時候,許多山西人才第一次知道了在幾百年前,他們的祖先曾經做著令后人難以想象的大買賣。 
  一批山西商人的住宅被清理出來,對外開放,當年的很多老字號被開辟為博物館。 
  在這個叫長裕川的茶莊中,人們發現,這里曾經是一家專營對俄對蒙貿易的大商號,而當年他們向俄國輸出的一種主要商品,就是川字牌磚茶。 
  這就是那種頗具傳奇色彩的商品。是什么原因使俄羅斯商人對這樣的商品情有獨鐘,甚至制造這種商品的商人已經消失近百年之后,仍然會讓他們念念不忘呢? 
  內蒙古作協副主席鄧九剛:“這個磚茶到了蒙古草原,西伯利亞。過去的就不講了,認到什么程度不講了。就是一直到現在,蒙古人,包括呼和浩特,包括我自己,只認這個川字茶。哪怕這個茶葉已經是,早就不知道變得是什么人生產,內容、質量都已經變了。但是人們還認這個,這種深入骨髓的品牌,簡直是讓你贊嘆!奇跡!你就是難以相信,這么多年過去,大盛魁都不知道了,而且茶葉加工廠,大盛魁沒有了,茶葉加工廠后來歸公了,成了公家的工廠了,但是這個川字牌的這個品牌一直延續下來,一直到現在。我每到國慶節那天,開始喝磚茶在我們家,喝奶茶,一直到現在還喝著,每天早晨必然要喝! 
  離山西省省會太原市不到五十公里,有一個叫車輞的村子。大約一百年前,村子里曾住著一戶叫常威的商人。 
  常氏家族的宅院,今天依舊坐落在村子中央。整個宅院占地150畝,共有房屋一千五百多間。當時曾有三千多人生活在這個宅院之中,常氏家族的成員有800多口,其余的是服侍他們的傭人和仆役。 
  清末文人徐珂在《清稗類抄》中曾提到過常氏家族的財富,他粗略地估計當時這個家族大概有一百數十萬兩的家產。實際上徐珂是大大低估了常氏家族的實力。到光緒初年,常氏家族在全國十幾個城市中都開設有商號,僅漢口一地,大的商號就有十二家。 
  這些商號的名字被詳細地列在光緒八年1882年修訂的《漢口山陜會館志》中。據現在的一些學者對常氏家族當時財產的重新估算,常家擁有的白銀數量在一千萬兩以上。擁有了富可敵國的財富之后,常家對自己經營的商品仍然沒有一絲馬虎,大生意是這樣,小生意也是這樣。 
  原山西榆次市縣志辦主任李林娃:“咱們榆次人都知道的瑞隆裕,瑞隆裕它一個賣鐵鏵、麻繩,就是一個雜貨鋪,和農家很緊密的一個雜貨鋪。它在進貨的時候呢,也是他們親自去,會到最好的地方去進。你比方說像這個瑞隆裕吧,它那個沙鍋一定是要去平定的。它磨的那個香油,那個芝麻,它只選平遙的。平遙芝麻個兒大、皮薄、出油率高、油質好,它一定要取平遙的。那個麻,它要去東山一帶,進回來以后自己打。這么大的一個家族,但它就靠一條麻繩,在晉中一帶享有聲譽數百年。就是現在老人們還在說,瑞隆裕的麻繩如何如何。它就是把上好好麻進來以后,精心加工,自己加工,自己雇技工在那兒打麻繩。人家一條繩子比方用三年,它這個可以用十年! 
  明代一位山西著名商人王現說過這樣一段話:“夫商與士,異術而同心,故善商者,處財貨之場,而修高明之行,是故雖利而不污,故利以義制,名以清修,天之鑒也! 
  四百多年前的晉商把修德之行與取利之途之間的關系洞察得如此透徹,境界標立得又如此高遠,“利以義制,名以清修,天之鑒也”,他告誡后人:不要目光短淺,不要在利益面前丟棄了為商、為人的根本。有了清白的名聲,有了忠誠和信義,還愁沒有利嗎? 
  山西師范大學教授史若民:“忻州有一個叫陳其昌的,是道光十一年生。14歲到口外學藝,經營的是棧房。別人在這個店里邊給他存了些東西,十幾年,好多人都以為這個人早都不在了。你把它貨處理了就算了,但是陳其昌始終認為,貨是人家的,我不能輕易處理,始終給他完好地保存。所以十幾年以后,當這家的后代到這兒來找的時候,發現這個貨還完好無損,所以陳其昌后來開設商店。由于這件事,周圍許多人都知道。陳其昌這個人非?煽,所以陳其昌后來成為個有名的綢緞商人! 
  包頭醫學院人文科學教研所教授張貴:“皮毛店的含義,它是一種中介性的行業。你把皮毛弄來了,我幫助你推銷賣出去,從中收取一些雇傭金,百分之二。這樣的皮毛店,今天講就是貨棧,商家好多貨就在這兒存著,一場大火燒了。燒了以后,廣恒信講信用,按原來的清冊,逐項算,都給賠償了。這樣就流傳下廣恒信寶店不漏針,就是廣恒信一根針掉下來,人家商家也不漏掉,要歸還給你,非常講誠信。所以失火之后,不僅沒有造成商人的損失,有更多的商號來到這個地方,進行皮毛交易! 
  公元1887年,在中國歷史上是光緒三年。山西、陜西、河南、河北等省遭受了三百年來最大的一次旱災。其中山西是災情最嚴重的地方,顆粒無收的情形到處可見,災荒持續了三年。據清政府的官方文獻記載,當時山西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這次災荒。 
  發生這樣嚴重的災情,商人當然也不可幸免,眾多的晉商家族中,常氏家族的損失尤為嚴重。當時支撐常家家業的主要生意是與俄羅斯商人進行的茶葉貿易,大量的茶葉從江南產茶區運往中俄邊境。大災之年糧食絕收,連人都要以樹皮、草根果腹,平日里依靠大批牲畜充當運輸工具的隊伍,這時是無論如何也組織不起來了。 
  由于商路的斷絕,過去晉商每年向俄羅斯輸出的20萬擔茶葉,銳減到8000擔。從這組數字就不難推測出常氏家族當時所蒙受的損失。 
  為了不坐以待斃,常家曾想出各種辦法來渡過難關,包括省吃儉用,縮減開銷。但與此同時,令很多人不解的是,常氏家族在這個緊要關頭對外宣稱,拿出三萬兩銀子在家族祠堂中修建戲臺。 
  原山西榆次市縣志辦主任李林娃:“它不是在這么個困苦中,擺什么闊氣,不是這樣的,而它是要用這個作為借口,給車輞村的和鄰村的鄉親們,變相地賑災,賑災也不落一個施舍的名,那么用這個辦法好,他們想出這么一個辦法來。他們蓋房,只要你能搬動一塊磚頭,我今天就給你吃飯,今天我就管飯了! 
  常氏家族認為沽名釣譽的名聲是斷然要不得的,他們把自己的善良舉動,用修造戲臺這樣的借口掩蓋起來。而掩蓋樂善好施的真正目的,是要讓那些得以救助的人能留有自尊地咽下通過辛苦勞動換來的一餐一飯。大災持續了三年,常家的土木工程也持續了三年。當年被救助的窮苦人也好,今天為此感嘆的人也好,有誰能說清常家這個本以經商獲利為業的家族為此付出的代價呢? 
  《常氏家乘》是常家記載祖先事跡、家族歷史的典籍。常氏后裔在記錄祖先的經商歷程時,談得最多的不是掙了多少錢,開了多少商號,而是他們在商旅生涯中表現出的道德操守。 
  “至于寄跡廛市,更有可法者,櫛風沐雨,以煉精神;握算持籌,以廣智略,其深藏若虛者,有良賈風,其億及屢中者,有端木風,持義如崇山,杖信如介石,雖古之陶朱不讓焉! 
  中國商業史學會會長胡平:“山西商人誠信為本,這是它經營的核心理念。我把商業文化分成好幾個部分,商品文化、商業營銷文化、商業環境文化、商業倫理文化,按道理說,晉商這四個部分都有。那么商業倫理文化,經商就要致富,要有效益,但是經營中間要生財有道,不能欺詐,要誠信。這個是晉商所以興盛,它核心問題解決了,核心的價值觀是誠信。那么誠信用到我們現代的文明社會來看,同樣非常重要,F代的知識經濟也好,信息經濟也好,它本身是個信用經濟。你比如說要入世,如果沒有誠信,跟你做了一個買賣,后面人家不會跟你做了。一錘子買賣是不行的,因此要憑著守信、合同,服務各個方面都要配套。晉商的誠信從史料里看,這些方面都很多的典故。 
  山西財經大學教授葛賢慧:“那么與此同時,對學徒要進行一些道德,講信用,維護這個商界自己這個形象,這些訓練,甚至要專門請老師來,當時講的話呢,《大學》、《中庸》都要講。像喬家這個大德通,高鈺那個時候,面對的西方商人入侵,進來之后的話,市場上花花世界,外面這個各種各樣聲色犬馬刺激,他覺得我這個號,一定要把人這個思想維持集中起來,那么就通過學習《大學》、《中庸》,維持一種正常的心態,一定把信用、道德放在前面! 
  1900年,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北京城中許多王公貴戚、豪門望族都隨著慈禧、光緒逃往西安。由于倉皇,這些人甚至來不及收拾家中的金銀細軟,他們隨身攜帶的只有山西票號的存折,一到山西,他們紛紛跑到票號兌換銀兩。 
  山西票號在這次戰亂中損失慘重,它們設在北京的分號不但銀子被劫掠一空,甚至連賬簿也被付之一炬。 
  沒有賬薄,山西商人就無從知道什么人在票號里存過銀子,更無從知道儲戶到底存了多少銀子。在這種情況下,山西票號原本可以向京城來的儲戶言明自己的難處,等總號重新清理賬目之后再做安排,這樣的要求可以說合情合理。因為來取銀子的難民剛剛經歷過京城的兵災,很多人甚至是親眼目睹了票號被劫掠的情況。但是,日升昌沒有這么做,以日升昌為首的所有山西票號都沒有這么做。他們所做的是只要儲戶拿出存銀的折子,不管銀兩數目多大,票號一律立刻兌現。 
  山西票號這樣做,無疑是承擔了巨大的風險,面臨眾人的擠兌,再加上真假難辨,在這種局面下,票號經營者稍有不慎,就可能使自己的生意陷入滅頂之災。 
  日升昌和其他山西票號面臨危難之時所表現出的膽識讓人贊嘆。他們不惜以不計后果的舉措向世人昭示了信義在票號業中至高無上的地位。以義制利的古訓被晉商透徹地理解之后貫徹在實踐當中。日升昌清楚地看到,來山西票號擠兌銀兩的多是王公貴族,他們的行為屬迫不得已,是國難所致。不論時間長短,災難是會過去的。這些人在京城的政治和經濟實力都不容忽視,為此從長遠看,票號冒一定的風險,有可能會給自己帶來更多更大的機會。 
  以后的事實證明,日升昌的判斷是準確的。 
  戰亂過后,當他們在北京的分號重新開業時,不但普通百姓紛紛將積蓄放心大膽地存入票號,甚至朝廷也將大筆的官銀交給票號匯兌、收存。 
  日升昌為首的山西票號在擠兌風波中,以甘冒風險的代價換來了名利雙收。義利思想是明清山西商人的精神價值觀,“人所棄我則取之,人所去我則就之,而公之業益饒”,“與人相對而爭利,天下之至難也”。 
  學者余秋雨:“當時非常講究這一點,如果缺少這種道義感的話,人們怎么能夠相信,把我的錢交給山西票號,完全交給它,怎么能夠相信。它又沒有國家力量做它的背景,它又不像現在我們想的,靠什么樣的一個支撐,使我們可以完全依賴,它沒有。同時當時法律也不健全,我們又不可能通過打官司的方式,把它違反信用的地方,我們來請法律來保護我們。既不是朝廷和官場保護,又受不到法律保護,這樣的商人居然要做起異地兌換這樣的金融事業來的話,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信用。這個信用,山西商人居然建立了。它建立的和歐洲當時資本主義商業剛建立起來的情形有點不一樣,他們真是把儒家和農耕文明當中的那種誠信挪移過來,和商業文明組合在一起,所以有一種很好的成果。這一點我覺得,如果說第一度他們從農耕文明,轉向商業文明的時候的人格轉變,是一種背離性的,那么這一種是組合性的! 
  利以義制和唯利是圖是生活中美與丑的兩個方面,是經商之人道德觀的對立。但無論怎么說,利以義制的核心是告訴人們行義的目的是可以考慮利益回報的,因為商人天經地義的目的還是要獲取利潤。 
  大德通卻是一個例外。 
  大德通是由喬家大院第三代主人喬致庸一手創辦的票號。清末社會動蕩,辛亥革命改朝換代,許多票號不是業務被官方銀行奪走,就是因為時局艱難,存款大幅萎縮而面臨歇業倒閉。資本實力雄厚的大德通也歷經劫難,1926年,馮玉祥的部隊在北撤途中,500萬石糧食,150萬銀元都攤派到喬家開設的商號,遭此劫難喬家商號元氣大傷。到了1930年中原大戰,喬家票號大德通真正是到了生死抉擇的關頭。 
  山西省政協副主席張正明:“1930年蔣閻馮中原大戰,當時山西自己發的一種鈔票叫晉鈔。大戰(閻錫山)失敗以后,晉鈔貶值,大量貶值,最后快成一張廢紙一樣了。弄到二十五塊晉鈔,才能抵一塊新幣,這種狀況。這種狀況下晉商對大家的存款,要取的時候怎么辦?他也可以趁機發一筆財,拿晉鈔換給你。但是當時的晉商沒有這樣做,他們把自己歷年的公積金拿出來,還按照新的幣來折給你,給你兌換! 
  本可以乘機大撈一把的大德通,放棄了最后一次東山再起的機會,幾乎把全部積累都投入到這有始以來最大的一次賠本買賣之中。原本就在困境中掙扎的大德通雪上加霜,最終造成三十萬兩白銀的虧空。兩年之后,有著80多年歷史的老字號大德通悄然歇業。 
  事后,人們得知大德通做出這個舍生取義的決定,并不是一時沖動,他們認認真真地算過一筆良心帳。大德通的東家喬映霞說,即使是大德通為此倒閉,這樣大的一個財團也不至于讓自己人陷落到衣食無著的地步,但對于一個個儲戶來說,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對他們威脅將會是身家性命,兩者相比,孰重孰輕,不言自明。據說喬映霞講這段話時神情凝重、大義凜然! 
  在晉商前后四百年的歷史過程中,曾經赫赫有名的老字號,幾乎都隨著晉商的衰亡而消失了。它們像舞臺上已經謝幕的演員,靜靜地側身于歷史的帷幕之后。它們在鼎盛之時就不會張揚,現在更是敞開襟懷,任后人在這些經歷了百年風雨的磚瓦、廊柱之間,尋找它們充滿傳奇的歷史。這幅由道光皇帝所賜的匾額,盡管恰如其分地為晉商的事業做出了最好的概括。但這幅匾額從來就沒有被主人器重,日升昌把它悄悄地藏在最深的院落里。這一放就是160年。

走南闖北的山西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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