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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青銅器

  黃河哺育了中華民族,也孕育了燦爛的民族文化。地處黃河中游的山西,由于其特有的自然條件與歷史原因,有幸保留了極為豐富的古代文化遺存。青銅器是古代勞動者在長期生產實踐中的偉大發明,它不僅標志著人類生產技術的發展,同時也凝聚著極為深厚的文化內涵。它的種類大致可分為:工具、兵器、飲食器和禮樂器等,是研究我國古代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發展的重要資料,其造型與紋飾具有重大的美學價值。

  據史籍記載,山西早在漢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萬榮縣廟前村后土祠附近發現了銅鼎,元狩七年,漢武帝認為是祥瑞,遂改年號為“元鼎”。唐開元十年(公元722年)在廟前村后土祠又發現銅鼎,唐玄宗將原來的河中府汾陰縣改名為寶鼎縣。明、清以來,地下出土銅器漸增,有聞喜縣南王村出土商代“父癸敦”、“〓卣”太原市出土的“銅鸚鵡”,偏關縣出土的商代“〓卣”,永濟縣出土的商代“參父已”,萬榮縣廟前村出土的春秋晚期“〓鋪”和“〓鐘”,代縣蒙王村出土的春秋晚期吳王夫差鑒,渾源縣李峪村出土的春秋戰國間青銅器群,吉縣出土東周銅器等。但上下千余年出土青銅器總數不多,并且大都被掠奪、盜運到國外,收藏在美、英、法、日、德等國博物館中。1949年以后,文物考古事業受到重視,地下出土文物得到妥善保護。四十余年來,山西青銅器出土已超過三千余件,其數量之多,器形之美、紋飾之精都遠遠地超過過去千余年的發現,成為全國研究商周青銅器的重要出土地區之一。

   一、據考古發掘證明,我國已發現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晚期原始紅銅器物的實物資料。

  80年代初,山西襄汾陶寺龍山文化遺址的古墓中出土的一件用紅銅制造的鈴鐺,經碳14測定,年代約在公元前2085年,略早于河南登封王城崗龍山文化遺址出土的銅〓年代,是山西省發現的最早銅制品,有著劃時代的重要意義。襄汾陶寺龍山文化遺址的新發現,是近年我國考古工作的重大收獲之一。該遺址出土的銅鈴長6.3、高2.7、壁厚0.3厘米,是一件含銅量高達95%的紅銅鑄件,它是仿照遺址早期文化層內的陶器制造的,是中原地區目前見到的最早的紅銅制品之一,已充分證明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龍山文化時期(含甘肅齊家文化)中國已經進入鑄造銅器的初級階段。 同時,在夏縣東下馮二里頭文化類型的典型遺址中,也有早期紅銅和青銅小工具等發現。東下馮遺址面積有25萬平方米。碳14測定,年代在公元前1900-1500年之間,是研究我國夏文化的重要地區之一。

  在遺址的第三期文化遺存中,已有銅鑿和兵器鏃發現。經定量測定、光譜定性分析和金相鑒定,除鑿為紅銅制品外,其他均為青銅制件。同時在三期地層中還出土了一件鑄造青銅斧的石范,片麻巖制成。這里青銅小工具的母型都是仿造石器而來,斧,形短小,無銎,不能安裝木柄;鑿,扁平長條形,橫剖面呈梯形,頂端略寬;刀,弧形刃,尖上翹,長方形的柄;鏃,雙翼,兩面有脊,鋌橫剖面有扁圓形菱形兩種,長5-8厘米,酷似石箭頭。銅爵,俯視呈桃形,前有流,后有短尾,流后有柱,柱呈三角形,腹微外鼓,爵身有一道弦紋,圜底,下附三個棱形尖足,素面,流至尾長14厘米。這些銅制品的造形特征說明東下馮時期的青銅鑄造工藝仍保留著原始性質,同河南二里頭文化類型相同,這時已經進入青銅器時代。但生產工具仍以石質的鏟、鐮、斧為主。陶寺和東下馮二遺址正處在傳說中的夏墟范圍之內,陶寺的年代略早,相當唐堯至夏人時期,東下馮相當于夏末商初。 湯滅夏后,商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主要在黃河之南,現河南北部。山西與河南省僅僅是一河之隔的近鄰?脊耪{查表明,相當于二里崗時期的商文化遺址主要分布在晉南黃河畔的平陸、永濟、垣曲、夏縣、曲沃;東南部的黎城、潞城、長子;晉中有太谷;以及大寧、隰縣等地。這些地方都出土過不少商代文化遺存。目前,在夏縣和垣曲古城南關發現的兩座商城遺址,已引起國內學術界的極大關注。 夏縣東下馮發現的商代城址呈矩形,城墻寬6-8米。圓形建筑群基址東西成行,南北成列。此外,還有窯址、窖穴等。出土銅器有爵、鏃等。垣曲古城鎮南關發現的商代早期城址,平面呈平行四邊形,面積約12萬平方米。城內東南部為居民區,中部有一組夯土建筑群,可能是宮殿區。有兩座二里崗時期銅器墓壓在城墻上,出土銅器有直領尖錐足、鼎、爵等。

  一九九○年初,在平陸縣坡底鄉前莊村發現的商代早期祭祀遺址出土了一批二里崗期銅器。主要有大方鼎1件,大圓鼎2件,一件;同時出土的還有爵、觚、有銎的銅斧等。此外還發現有贊、鑿、灼痕的無字卜骨。這些都是商代王室所用之物,是王權統治的象征。建邦立國的重器,都是與古代祭祀黃河、祈福禳災相聯系的。這一批銅器對研究早商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有著非常重的意義。

  還有沁水縣南溝村發現早商時期尖錐足爵,在頸、腹部已有簡單饕餮紋、數道弦紋,流短、柱呈方鐵釘狀。與前者風格、時代相同。 另外在長子縣北高廟,隰縣城關龐村和大寧大德都發現了商代中期或早期銅器,特別是北高廟出土的銅器,非常難得。這個時期銅器工具有撅、有銎能直接按柄的斧、錛、環首小刀和錐、贊。兵器有雙翼的鏃、直內戈,援和內之間加有凸棱,說明人們在使用時已經學會加柄,成為長兵器。青銅容器有鼎、鬲、、爵、、觚、尊、和盤等。從數量上看酒器的比重較大。鼎,從器形看,都是小耳、深腹、短錐足,底部園形或分襠形,錐足多空。爵為長流、短尾、平底、直足式。為短柱、平底、空足式。觚有矮粗和細長兩種,但腰部均隨勢凹下,少鼓腹者。喙在頂部,口在腦后,三袋足組成頸腹,〓扁平,無獸頭。從制法上看,鼎、鬲、、等都是三足器,用包底鑄法而成。觚、盤為圈足器,周圍都有十字孔。從花紋上看,所有器物都是單層印紋,無地紋;y題材以獸面紋為主。從使用情況看,有些器物外有煙薰痕跡,內有水銹,都是實用器。墓中的隨葬銅器,都是死者生前所用之物,沒有冥器。

  商代晚期是我國青銅器發展的繁盛時期。山西省出土這一時期青銅器比較豐富。主要地點有平陸盤南、常樂;曲沃曲村;晉中靈石旌介、太谷白燕、太原陽曲;忻州連寺溝的羊圈坡和牛子坪;保德林遮峪;右玉大川;呂梁的石樓縣二郎坡、后蘭家溝、桃花莊、賀家坪(下莊峁)、義牒、圪垛坪、會坪;柳林縣高紅;永和縣的下辛角;隰縣城關龐村;晉東南長子縣北高廟;潞城縣潞河;黎城縣城關等。器物成群的有北高廟、旌介、后蘭家溝、桃花莊、二郎坡、羊圈坪、牛子坪、高紅和林遮峪。其它地區或是少量的幾件容器,或僅數件兵器。 按紋飾特征和器形分析,大致可分為兩大部分:在晉東南和晉南黃河沿岸主要是同河南殷墟商王朝的王畿地區相仿佛。而在晉中、呂梁、忻州、雁北等地均屬商王朝周圍的方國文化區。 出土的這一時期商代青銅器,數量遠遠超過二里崗時期,器物類形也增多了。常見的禮器、酒器有鼎、、、鬲、爵、觶、尊、觚、〓、、簋、盤、壺、卣、瓿、觥、角等;兵器有直內戈、帶銎戈、矛、戚、帶銎刀、鏃;工具有斧、斤、鑿、錛、錐等。紋飾有了較大發展,一般都在頸、腹部,耳或足部飾有饕餮紋、獸紋、夔龍、夔鳳等。出現了通體飾有花紋的禮器。饕餮一般都面目猙獰,有恐怖感。新器形和紋飾都有了巨大的演變,說明商代后期,由于社會經濟發展,鑄銅手工業技術也有了很大提高。這一時期的青銅器無論從數量到質量都比以前有很大進步。

  這么眾多的商代晚期青銅器,又可分為早、中、晚三段,現分別敘述如下:

  1.早段:

  以長子北高廟、忻州連寺溝和石樓后蘭家溝三處為代表。銅器群的基本組合都是鼎、、觚、爵、、鬲、〓、等。

  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二年兩次發掘的北高廟銅器群的特點是:①多仿陶器。鼎體呈罐形;平底或凸形底;單柱形爵;觚體矮粗,十字鏤孔;鬲、鼎、〓足成尖錐體。②紋飾為單層花紋,主體是帶狀單層饕餮紋,尾向上卷,在饕餮紋的上下也有用連珠紋、弦紋相配稱。饕餮紋面目遠不十分兇猛可猙。③出現了新器形〓,〓的上部呈現三角形;、觚與鄭州白家莊出土的相同。饕餮紋鼎和爵同殷墟一期相似。忻州連寺溝出土的青銅器已經可以看到云紋鼎,錐尖足向柱足過渡;爵體逐步加長,流長尾短,柱在口流之間,體向卵形發展,飾有滿體花紋的瓿體最大徑在肩部;觚柄中部起凸棱,作饕餮的鼻梁?傊,這一時期青銅器較多地保持了二里崗時期的特點。

  2.中段:

  主要以桃花莊、保德林遮峪、柳林高紅三地銅器為代表。特別是桃花莊的龍形觥,帶有雙角,體成獸形,通體飾有精細的夔龍、鼉紋等,是商代銅器中的精品,極為罕見。還有立耳、圓底、矮柱足的饕餮紋鼎;無耳、高圈足盆形簋;淺腹、高足盤;短頸、矮身、乳釘紋瓿;圈足內掛有銅鈴的喇叭形觚以及雙頭獸條形提梁卣等。保德林遮峪出土銅器30余件,其中,鈴豆、車鈴、馬鈴等各種車飾,有濃郁的地方色彩。柳林縣高紅出土的則是各種小巧玲瓏的冥器和實用品,有靴、胄、鈴首劍、矛、戈等。這一階段銅器的特點是:容器的數量、種類增加了,出現了新器形壺、豆、盤。鼎耳微侈,外撇,柱足;簋為敞口高圈足;豆與陶豆相同;瓿體腹扁圓,上有扉棱;卣下腹大。特別是柳林高紅出土的胄、鈴首劍、鈴、矛、鉞、斧、靴形器、塔形飾、雙環首刀等,更為特殊。紋飾廣泛采用多層滿體花紋,在瓿、觥上最為明顯。

  3.晚段:

  以靈石旌介,石樓義牒、二郎坡三地為代表,靈石旌介出土青銅器百余件,主要有形體瘦高的直耳、柱足象紋方鼎、饕餮紋分襠鼎、蕉葉紋觚和體如伏虎的饕餮紋觥等。石樓二郎坡出土有立耳柱足分襠鼎、弦紋鼎、連體〓、傘形方柱的饕餮紋、卣等15件。這一時期銅器的特點是①鼎、鬲、方鼎等普遍運用柱形足,立耳,深腹。②爵體呈卵形;觚體呈喇叭狀,腰部開始有寬厚的箍。③普遍使用扉棱,如旌介的方鼎、二郎坡的等。④出現了新器形方鼎、卣、簋、尾戈、觶等。⑤戈的援部加寬。⑥帶狀饕餮紋減少或不見了。普遍使用多層或滿身饕餮紋、夔龍紋、三角紋。以旌介的觥、簋、卣最典型。開始使用的新紋飾有蟬紋、珠紋、蕉葉紋和凸棱、附獸等。⑦族徽和單體字銘文的使用,在靈石旌介,大量用“〓”族徽,也有的用“天”、“辛”、“羌”等。

  晉中、呂梁地區出土的青銅器,又稱北方草原青銅器。除具有商代銅器中一般的普遍特征外,還有它自身的特點:①既受商王畿地區青銅制品形式的影響,又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在自身文化的基礎上,不斷地對殷墟類型青銅器加以改造,創造了既保存有殷墟類型青銅器的特點,又寓以自身氣質的風格。如忻州羊圈坡的云紋鼎,采用立耳、柱足的形式,而鼎體變得矮胖,腹部飾有云紋。石樓桃花莊的直線紋簋,簋體拉長,用高圈足,飾有特殊的直線紋。敞口盤,用三個扁平足。夔龍紋觥,長角狀。②小件器物匙、〓、匕、刀等一端裝飾蛙、蛇、虎、馬頭、羊頭、或兩蛇與蛙相斗等動物圖案。同時,在蛇嘴、馬頭、車馬器、觚、豆柄內安有或掛有彈丸,或動物嘴作成鏤孔狀,舌頭可轉動,似鈴鐺。③這個地區獨有銅器是:表面上卦有許多鈴鐺的舞鐃器(曹家垣)、鈴首劍(高紅、林遮峪)、管銎戚(高紅)、蛇首匕(褚家峪)、馬頭刀(旌介)、鈴首刀(林遮峪)、長管銎鉞(曹家垣)、倏形三銎刀(義牒)、蛙首〓(牛子坪)、胄、靴形器(高紅)、弓形器(後蘭家溝、旌介)、條形勺(義牒)、銎內戈(義牒)、梳(義牒)、蛇首帶環匕(曹家垣)、雙球鈴、單球鈴等車馬飾(林遮峪)、鈴豆(林遮峪)等。

  這批銅器小工具90%以上都是素面,少量帶有簡單的斜方格紋和斜條紋。多數遺址或墓葬出土銅器以小件工具和武器相組合或單獨出土,不同大件銅器相伴生。

  二、武王翦商,進入周代。成王封其弟叔虞于晉南的“唐”地,至其子燮父改國號為晉。 山西周代古文化遺址和墓葬主要分布在洪洞的北秦、坊堆和永凝堡,翼城鳳家坡、葦溝、北壽城,翼城天馬—曲沃曲村,聞喜上郭,芮城柴村,晉東南長子西旺村、晉義村,黎城石梁等地。

  歷年來在這些地方先后發現過大批青銅器。 西周早期,相當于成王時代的遺址有:翼城葦溝—北壽城遺址(含鳳家坡村)。遺址位于翼城縣西北—公里,包括東壽城、后葦溝、老君溝、營里村之間。文化內涵豐富,有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東下馮類型、晉文化及漢代文化遺存。其中以晉文化遺存最為豐富。根據出土文物可分為四期,主要銅器有鼎、〓、簋,卣和車馬飾件。第一期為西周早期。第二期西周中晚期四周中晚期、第三期春秋中期、第四期春秋晚期至戰國初期。曲沃曲村—翼城天馬遺址,位于翼城之西,曲沃縣之東,兩縣交界處,包括天馬、曲村、北趙、毛張四個村之間面積3000×2800米。文化堆積較厚,可分為兩大層,下層為仰韶、龍山和東下馮類型遺址,上層為晉文化遺址,遺跡遺物十分豐富。近年來,北京大學和我省考古工作者,在這里共發掘了五百余座西周的古墓,據地層和出土器物,大體可分早、中、晚三期。早期墓中出土陶器、銅器和玉石器等,這類墓一般都有青銅禮器10件左右。有的大型墓隨葬有車一至二輛,或附設車馬坑,最多的一個車馬坑有三輛車十二匹馬。而遺址分布最廣、內涵最豐富的堆積還是屬于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的遺存。北趙晉侯墓區出土的晉侯穌鼎和鐘、晉侯〓簋和壺、晉侯邦父鼎等銘文青銅器,不僅可以補史籍之不足,而且還為進一步探尋晉國早期國都,提供了重要線索。洪洞北秦、坊堆、永凝堡西周遺址,位于洪洞城東北6公里,面積較大,北秦為遺址區,曾在窯場出土有贊、鑿、灼痕的無刻字卜骨。永凝堡和坊堆分別為墓葬品。50年代曾在坊堆西周墓中出土一塊刻字的卜骨和一批青銅器。

  一九八○年又在永凝堡發掘了一批西周墓,可分為早、中、晚三期。早期,相當早周時期,出土有銅鼎、簋、戈;中期有4座墓,出土銅器有鬲、簋;晚期,出土一件恭王時期的甬鐘,常見器物還有鍋形腹蹄足鼎、蓋簋等。 據鄒衡先生考證:洪洞、翼城的坊堆—永凝堡、葦溝—北壽城,故城村和天馬—曲村四處大規模的晉國早期遣址,位于文獻記載的霍山以南,絳山以北,汾水以東和澮水以西方圓百數十里的范圍內,很可能就是《晉世家》所謂“方百里”的晉始封地。西周早期銅器的特征是:繼承了商代的形制變化不大,器形制作凝重厚實。常見種類有飲食器的鼎、〓、簋,而鬲、豆少見。酒器有觚、、爵、角、、卣、觥、觶、、斗(勺)、卣等,水器有盤、壺。器形上一般鼎仍立耳於器沿上,深腹柱足式。稍后出現寬體、小垂腹、矮足或蹄足式,如永凝堡出土的弦紋鼎就具代表性。壺呈瘦長體,圈足低小。大都是圓底、柱足、直流。鬲分兩種,即侈口短頸分襠式和侈口束頸低體式,足尖均為實心!允顷、鬲連鑄式,唯甑腹比晚商較窄瘦,腹內有箅與腹壁用環連接。簋在這時較為流行,大都為侈口垂腹寬體式,無蓋。新器形有方座四耳簋。戈作長援短胡,一穿到三穿,還有無胡無穿的戈。新出現了青銅匕首。最常見的花紋仍然是饕餮紋,其次是夔紋,通常用云雷紋作地視。不分尾的鳥紋也很流行,不少器物還保持商代晚期使用廣泛的扉棱和大角的獸首等附加裝飾,花紋造型莊嚴典重,保持商代晚期風格。銘文銅器在山西極為少見,一般有也是少數幾行,最多不超過廿余字。銘文字體粗胖、波磔不十分明顯。中期銅器有一些變化,飲食器中新出現了〓和〓,豆仍少見,酒器中的觚、爵、逐漸減少。新出現了杯。水器中新出現了盤和〓。樂器的甬鐘在穆王時期初見,在陜西等地一般都是1—3件為一組,而永凝堡僅見恭王時甬鐘一件。銅器的器型則是柱足逐漸不見了,蹄足普遍流行。幾乎成了清一色。從花紋看饕餮紋明顯減少,鳥紋仍然流行。這一時期的銘文篇幅較長,而山西發現的長篇銘文卻不多。

  目前,所見最長的算是長子晉義出土的〓鼎,銘文六行共四十三字,內容主要記述婚嫁賞賜之事,銘文書體清勁秀麗,筆道織細規整,與波磔體稍有不同。 西周晚期的青銅器中,酒器明顯減少,但其他器類有所增加。如〓、豆,前期銅鑄的很少。這一時期的簋,大都是圈足加三支足,上有蓋。體變扁、流變曲。鼎為淺腹、圓底!牧鞑蹖挾。大部分器形已失去渾厚、凝重的風格,而向輕簿簡陋發展。器物的組合,逐漸改變了前期的一器一式,而向成組成對發展。紋飾以長帶形波浪紋、連貫的重環紋,以及魚鱗紋等最為流行。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青銅器墓,山西有一大批出土。其中除曲村—天馬外,比較重要的還有聞喜上郭村、芮城柴村、壇道等墓地。聞喜上郭屬晉國古曲沃地域。晉昭侯元年(公元前745)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見《史記》),這里曾出土一批西周晚期青銅器。比較珍貴的有“刖人守囿”車、荀侯〓、貯子〓、陳公孫〓父瓶、董五氏系矩〓等!半救耸剜蟆避1989年出土,車體作方箱式,箱蓋上有四個任意轉動的尖喙小鳥,鳥身有羽毛紋,肚內灌鉛,使重心降底,座落在四個頂針上,蓋開閉時,小鳥始終保持正方位,可隨意轉動,可能是中國古代“相鳳鳥”的祖型。箱蓋捉手為蹲坐的猴,似乎在管理小鳥。車箱四角有四只回首左顧右盼的熊羆,兩側中部臥伏一對小虎,車箱幫上還裝飾有兩對振翅欲飛的小鳥。共有六個車輪,前有兩只臥伏的虎,抱著四個小車輪,后為一對大輪子。制作最精美是車箱后的門扉,上嵌著一個赤裸身體的守門“刖人”,左手柱拐,右手挾門閂,車箱前幫有一鋪首銜環,可拉車。六輪刖人守囿挽車,形狀雖小,但鑄造花紋精美,工藝精湛,可活動的部位達十五處之多,各種動物形象十四種,以象征“域養禽獸”的囿苑。門扉上刖人則是《周禮》所記“刖者使守囿”的具體形象,是我國不可多得的珍寶之一。

  荀侯〓,橢圓形身,四蹄足,口沿、〓身均飾重環紋,器底有銘文三行十四字:“荀侯稽作寶〓,其萬壽子孫永寶用”。聞喜上郭位于新絳南,與古荀國相鄰,這件荀侯〓應是荀國的文物!蹲髠·桓公九年》“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后為晉國所滅。荀侯〓也順理成章地歸入晉國了,所以荀侯〓能在晉國的大夫墓中出土。 貯子〓,器形同荀侯〓,頸部飾有竊曲紋,底部有銘文四行十八字,釋文為:“唯王二月,貯子已父作寶〓,其子子孫孫永用”。 陳〓父旅瓶,陳國器,壺頸的表面有刻文五行共二十字,釋文為:“陳公孫〓父作旅瓶,用祈眉壽萬年無疆,永壽用之”。 董矩〓,已分為甑,鬲兩體,甑立耳在口沿上,四周有竊曲紋,鬲為四蹄足,素面。甑內壁有刻文四行共廿二字,釋文為:“〓五氏孫矩作其旅〓,其眉壽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之”。 四奴隸腿方鼎,鼎體成箱形,四角有四個裸體奴隸,半蹲式竭盡全力地抬著柜箱。箱蓋上有一對臥虎,為捉手,四壁中部有四只回首的虎。底紋為夔龍紋。鑄造同“刖人守囿”車一樣精美。 潞城縣潞河村出土的虞侯政壺,方口,預部兩側有獸頭狀的雙耳銜環,頸部飾有鳥紋,兩鳥間有鼻梁,保留著饕餮紋風格,腹部飾十字帶,上綴弦紋,方圈足,上面有竊曲紋和波帶紋。銅壺頸內部有銘文四行共二十四字。釋文為“唯王二月初吉壬戊,虞侯政作寶壺,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這是虞國的重器。虞國古城在平陸縣張店鎮附近。虞國器非常罕見,這為研究虞國的歷史增添了新的內容。虞侯名政,是虞國歷史上唯一知道的國君名。 其它如芮城壇道出土的銅器,大都器形大,鑄造精糙,有蓋無底。芮城村亦出土數批青銅器,有鼎、簋、車馬器等,也在記有銘文的叔伐父鼎,叔向父簋等,器形小且精糙。這個時期的青銅器已進入中衰期。

  三、公元前711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西周歷史告終。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洛邑,為東周開始。東周歷時549年(前770—前221年),分春秋、戰國兩個階段。到春秋時期,我國奴隸社會日趨瓦解,奴隸起義風起云涌,不斷沖擊著奴隸制度。奴隸主統治階級內部分崩離析,分化出來的新興地主階級,逐步登上了歷史舞臺。晉國是春秋時期的一個大國,政治、經濟、軍事都比較發達,它所鑄造的青銅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這一時期的青銅文化,呈現出不少新的特點。

  從一九五五年開始調查,到后來對侯馬晉國遺址的勘探和發掘,為研究這段歷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資料。侯馬即“新田”,是晉國晚期的都城。該遺址由古城址、手工業作坊、宗廟建筑和祭祀群遺址,以及墓地等部分組成。作坊區內的鑄銅遣址和上馬墓地出土的青銅器,對研究我國青銅器的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東周時期(包括春秋、戰國)的遺存,山西省發現很多。

  三十多年來,我省和中央有關部門的考古工作者共同發掘了包括侯馬在內的上千處遺址和墓葬,出土了大批青銅器。根據器形紋飾,這些青銅器可分為春秋中期、春秋晚期、戰國早期、戰國中、晚期四段。 1.春秋中期:以侯馬上馬13號墓、5號墓、11號墓以及長治分水嶺269、270號墓為代表。上馬13號墓出土青銅器34件,計鼎7、鬲2、甑1、簋4、〓2、壺2、鑒2、盤1、〓1、〓2、小尊1、編鐘9,另外還有編磬10件。從該墓的規模及其隨葬器物看,墓主人很可能是一位富有的武將。著名的“庚兒鼎”和“蟠龍紋方壺”就是在這座墓內發現的。墓內出土的小方尊頗為特殊,郭寶鈞先生認為是“雙耳吊鍋”,是用繩索將雙耳吊起,下加火力用以炊飪的器物,可能源于蒙古。長治分水嶺269、270兩座墓葬,共出土銅器185件。器物的基本組合是鼎、敦、〓、方壺、、、鑒、盤、編鐘、編磬和車馬器等。這些器物以食器為主,并有禮器配合,所以也可以說是“鐘嗚鼎食”的組合。 這一時期青銅器的特點是,出現了附耳、有蓋、深腹、蹄足、圓底范痕,耳、足都可預制嵌鑄的新式鼎。鬲,口沿較平、高足根和鼎足相似!,甑和鬲分鑄,由方形變為圓形,連體〓基本消失!,采用上部直壁加深式。壺,方形,通體裝飾花紋。簋,無圈足,兩耳變為環鈕!,瘦長、流口飾虎頭。盤,有附耳,三足式。新增加了盛水的鑒,并且常與壺同時出現。

  這一時期的花紋除有少量的重環紋(大都飾在器物頸部)外,還與起一種千篇一律的蟠螭紋和蟠虺紋。這些紋飾都是用印模法鑄造的。 2.春秋晚期:以太原金勝村251號墓和潞城縣潞河村東周為代表。一九八八年,在太原金勝村發掘的251號春秋晚期大墓,是近年來我國考古工作的又一次重大收獲。墓內出土各類隨葬品三千余件,大多數是青銅器。其中禮器就達140件,主要有鼎、豆、壺、鬲、鑒、、〓〓、盤、〓、〓、窀、瓿、、鈁、〓等21種。最大的一件青銅鼎高100厘米,口徑104厘米,是目前國內已知春秋晚期最大的鑊鼎。出土的匏壺和鳥尊造形優美、鑄造奇特,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匏壺,蓋作鳥形,鳥腦后有冠,雙目圓睜,鉤形尖喙張開、引頸伏身、腹中空、短尾、全身飾羽狀紋,利爪下抓一蛇。蓋下有子母口,肩腹部一側附一虎形捉手;菏讖埧,前肢微伏,后肢直立;⒖阢曇画h,環上有絞鏈與蓋的鳥尾相連。鳥尊,器身為一昂首挺立的鳥,鳥腦后有冠,雙目怒睜,尖喙,喙下部固定,上部可自由開合,傾斜時嘴可張開,復位后口即閉上,細長頸,腹腔中空,與頭頸、頭、喙相通。鳥背附一虎形捉手,虎身下鳥背部開一橢圓形口,口上有蓋;⒑笾乱鲆唤g鏈,與蓋上的紐環相連,鳥通身飾羽紋。

  在這個大墓中出土的其它器物,也都另具一格,引起學術界的極大興趣。金勝村位于晉陽古城西郊,是晉卿和上大夫的主要墓地,251號墓的發現為研究晉文化及三家分晉前后的歷史,提供的極為重要的資料。此外,在原平縣峙峪村和萬榮縣廟前村還出土過一些吳國的青銅器,如“王子于戈”和“吳王光劍”。前者是吳王僚為王子時的兵器。吳國和晉國關系非常密切,吳國和楚國打仗,時常向晉國求援,晉國都給吳國軍事技術,所以吳晉兩國器物交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八十年代初,在潞城系潞河古城附近,發掘了兩座東周墓。其中一座出土青銅器170余件。禮器中有兩組升鼎,一組蓋豆,以及鑊鼎、蓋鼎等;樂器中有甬鐘兩套,鋪一套,紐鐘一套;兵器中有戈、矛、劍、鏃等,使用了少牢五鼎規格,表明墓主人身份相當于下大夫。然而,墓內所用編鐘四套28件,超出了五鼎墓的規格,說明了春秋末戰國初,在埋葬制度上,〓禮和“僭越”的現象日趨嚴重,反映了當時社會“禮崩樂壞”的政治局面。

  長治和潞城一帶,春秋晚期、戰國初期屬韓,這些器物均是研究該國早期文化發展的珍貴資料。這一時期的青銅器基本上沿用了中期的形制,也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禮器組合是以鼎、豆、壺、盤、〓、〓、〓、鑒為基本內容,并以豆代替了簋。從器形上看,附耳有蓋鼎更加流行,蹄足略變細長。壺,為長方形,頸腹四角各附四獸,作扉棱狀,足為鏤空方形足,而潞城潞河和太原金勝村出土的方座豆則是一種新興器物!乃淖阒饾u退化成圈足或平底。鑒,平沿、束頸、獸耳銜環。樂器中編鐘或甬鐘成組出現,一直延續到戰國仍方興末艾。這時的紋飾種類繁多,除普遍連用蟠螭紋外,新出現了〓索紋、翎翼紋、勾連雷紋、云紋和貝紋等。春秋中期出現的錯金新工藝在這一階段開始流行,銅器中錯金銀和鑲嵌綠松石的圖案明顯增多。 3.戰國早期:經過春秋時期的大變革,由韓、趙、魏三家分晉,揭開了戰國序幕。到此,中國社會正式進入了封建社會,青銅器文化也有了新的發展。

  從五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初,我們在全省范圍內,清理和發掘了近千座戰國墓葬。屬于早期的,以長治分水嶺25號墓最為典型。長治位于山西省東南部,戰國時為上黨,市北郊有一臺地,高出地面十米,名曰分水嶺。嶺兩邊古墓叢集,遺存豐富。25號墓出土青銅禮器、樂器40件。其中,鑒形狀較大,寬沿、深腹、矮圈足。另有四個小鋪首銜環,分布在兩耳中間,用以提連。這一時期的墓葬,在晉南地區也有發現。經過發掘的有聞喜邱家莊、萬榮廟前村等地。六十年代初期,在萬榮廟前村清理了160余座墓葬,出土的重要銅器有列鼎、壺、盤、〓、〓、鐘等230余件。其中,鳥獸合搏戈和錯銀鳳凰壺造型奇特,花紋精細,是戰國時期少見的佳品。夏縣禹王城是魏國初期的都城安邑,在這里發現了不少陶范,與侯馬晉國遺址所出鑄銅陶范極為相似,可見魏國的青銅文化也是從晉文化發展而來的。晉北一帶在戰國時屬趙。這一時期的銅器發現較少,我們發現的銅器多是春秋晚期,其中有原平峙峪趙家垴、渾源李峪村和原平劉莊等地。峙峪墓出土的銅器組合為鼎4、甑1、〓1、豆1、壺1。主要紋飾為細密的蟠螭紋、勾連云紋、〓索紋和貝紋等。劉莊墓出的銅器組合為豆、壺、〓等。主要紋飾與前兩地紋飾相同,上述三個地點出土銅器風格與韓、魏銅器基本相同,都屬于晉文化的范籌。但由于所處地理位置不同,所以在某些方面受燕國文化的影響,保留了北方青銅文化的特色。

  戰國早期青銅器是春秋晚期青銅器的延續,但由于器物本身的自然演變,所以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如鼎,以長治分水嶺270號墓出土的五列鼎為例,5號、10號鼎為侈耳立口沿,深腹圓底長獸蹄足,為春秋晚期器,而1號鼎卻是覆蓋,附耳,圓底,高獸蹄足,與前式鼎顯然兩樣,已有戰國早期鼎的雛形,壺由春秋晚期的方形、長方形、環形耳,到戰國初年變成圓形,耳改變成鋪首銜環!纱呵镏衅谝院蟮臏\腹,虎頭流,三扁平足或環形足,到戰國時期大部分都改變成方圓形,有矮低的圓足。

  春秋時期戟多為戈矛分體裝在柄上,到戰國時期普遍連用戈、矛同體的戟。這時期的器物組合,由春秋中晚期流行的鼎、簋、〓、盤、〓,逐漸改變為鼎、豆、、壺、盤、〓或鼎、豆、壺、盤、〓等。戰國早期的花紋,除春秋晚期的紋飾外,花朵紋、貝紋,〓索紋成為主流,重環紋不見了,鱗紋變成附助紋飾。青銅的胎體已向輕薄、脆弱、粗糙發展,素面銅器已逐漸增多。同時,大量出現主紋下垂三角形云紋。貴重物品往往采用錯金、錯銀、嵌錯紅銅等先進的工藝技術,長治分水嶺出土的錯金豆和錯金〓等便是這個時期青銅工藝的代表作。戰國中晚期:青銅器由春秋晚期到戰國初期發展到極盛,到戰國中期以后,又逐漸衰退下來,這與當時頻繁的戰爭有關。即使是諸侯墓出土的大器群,也系于東周的興盛期。

  山西出土的這一時期青銅器很多,其中尤以長治分水嶺53、20、35、36號等墓最為典型。53號墓出土青銅器有列鼎5、豆4、壺2、鑒1共12器。列鼎,附耳、有蓋、三蹄足,頸部比腹部寬。豆,為深盤兩耳有蓋式,矮足,圓圈捉手蓋,素面。壺為半環鈕,有四道弦紋。35號墓出土鬲1、鑒1共2器。鬲為鼎式,有蓋,三環鈕,下有矮袋足,兩耳套環。鑒為四耳式,圈足〓索紋。36號墓出鼎1、鑒1、壺1、1共四器。鼎,附耳、三鈕平蓋、足、素面、弦紋。壺,小口、鼓腹、圈足、獸耳銜環。鬲,器形似鼎,有蓋、鳥鈕、環耳,足為袋形、實心,通體飾窄條紋,梅花紋填空。,小口,短頸,扁圓腹,三蹄足,曲流喙為鳥首形,兩肩有提梁。戰國中晚期的青銅器,在器形上和早期風格相似,但在某些方面也有變化:銅器胎壁變得薄、脆,也比較粗糙。有的鬲加蓋,獸蹄粗大,有一種蛻化的趨勢。敦,上下腹蓋相同,子母口也沒有區別。有的豆演變為深盤高柄。壺變化較多,有侈口、短頸、環耳、鼓腹壺和小口、短頸、扁圓壺。還有一種小口、鼓腹壺與西漢初期的鐘差不多,惟體較重,頸較短,無弦紋,在戰國晚期很流行。

  盤仍在大量使用,但逐漸轉向無耳、無足形狀,有向漢洗轉化的傾向。長治分水嶺35號墓出土的Ⅲ式戈,援上昂,長胡三穿,內有一穿,這是該時期使用的典型兵器。這時還新出現了量器,如傳世的“土勻啤”和單環耳〓量等,戰國中晚期銅器的紋飾比早期衰退多了。除少數蟠螭紋、變形夔紋、梅花紋、蟠虺紋是延用早期外,其余多素面,或以弦紋,〓索紋作簡單裝飾。這時,鑲嵌式圖案仍然繼續使用,只是花紋不是范鑄后鑲嵌,而是用極銳利的尖刀刻鑿而成。中期銅器銘文,改鑄紋為刻紋,銘文多在顯著部位,習用瘦長體,筆道織細。到戰國晚期,又變得清秀雋美易于辨認,接近于小篆。內容以“物勒工名”為主,極少書史記事。中陽弓家灣出土的“韓耳鼎”、“咎奴壺”和朔州出土的“春平侯劍”等銘文都是這時期典型的形式。而文水上賢出土的銅壺銘文是另一種類型的代表,純屬錯銀技術。 

  總之,東周時期(包括春秋、戰國),我們的祖先在山西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創造了光輝的燦爛青銅文化,為中華民族的文明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晉國青銅文化,一般是指從叔虞封唐開始,到秦滅六國結束,山西,以及河南、河北的一部分地區所發現的以青銅器為主要標志的區域地方性文化。晉國青銅器的主要特征,概括起來有以下幾方面:

 、俜N類繁多,風格獨特。

  蒸煮器有鼎、鬲、〓等;盛食器有簋、豆、敦等;酒器有卣、、、壺、〓、尊等;水器有盆、鑒、盤、〓等。

  此外還有工具、兵器、車馬器以及日常生活用具、衣服裝飾品和貨幣等。其中在侯馬晉國遺址中發現的青銅貨幣〖CD2〗從肩尖足空首布,是目前我國所見的最早的金屬幣。這種貨幣仿照我國商周青銅〓具鋪(帶銎的鋤鏟)而來。貨幣布從鋪音而得名,幣面上大部分只有三條垂直線紋,山西其他地方出土的此類貨幣,少量的布面鑄有文字。主要有“邯鄲”、“玄金”等。三家分晉以后,韓、趙、魏三國都有鑄幣。到戰國中期,布幣逐步擺脫空首布的形式,而變成平首布。到戰國晚期,則大量流通平肩方足布,這種布幣面上都鑄有韓、趙、魏城邑名稱,出土地點遍及全省各地。銘文中地名能與今日山西地名相符者有30余種。雁北陽高一次出土布幣一萬六千多枚,數量之多,品類之全實為罕見。

  隨著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人們日常生活用品大量增加,禮器相對減少。銅鏡和帶鉤就是比種類型的代表。特別是帶鉤種類繁多,形飾雅致,深受當時人們的歡迎,到戰國時期廣為流行。

 、谠煨蛢灻,紋飾講究。

  東周以來,在我省發現的大量晉國青銅器,在形體或裝飾上,除注意實用外,還特別注意觀賞價值。這種對美的追求,體現在青銅器制造的全過程。如在春秋期出現的虎頭或鳥首提梁,太原金勝村出土的鳥尊、匏壺和高柄小方壺,深源李峪的〓牛溫酒尊等,造型都很優美奇特。該時期在器物的紋飾上,也非常講究。大量的獸面紋和動物、植物的圖案,取代了商周時期的神化怪物。饕餮紋已從青銅器的顯赫位置下降到足根、附耳和鋪首等次要地位。連續圖案盛行,每個獸面在圖案中,同夔龍、夔鳳等動物相糾纏,身、首互相撕咬在一起,構成條狀的獸帶紋。這樣的紋飾常放在銅鼎的頸部,鐘和鉆的鼓部和鑒的腹部。晉文化中另一種典型紋飾是帶有翅膀的虎,虎口銜螭。特點是尖唇上卷,鋒牙露,緊緊咬住扭曲掙扎的小螭。

  春秋中期以后,最有詩意的紋飾是蟠螭紋、蟠虺紋和蟠蛇紋。這幾種圖案是由西周末年竊曲紋和夔紋相結合,逐步演化而來的。初期,夔龍、蛇和饕餮的動物紋飾比較清晰明了,有規律性,如上馬13號墓出土的器物上,一條條螭和蛇成“S”或“C”形,排列都比較整齊。到春秋末期,因鑄銅工藝技術發展,廣泛采用印模法,所以成組、成行的紋飾就形成虎、鳳、螭、蛇互相撕咬的圖案。

  到戰國時,蟠螭、蟠虺又變為成組或單體動物圖案。春秋中晚期還有一種較突出的夔鳳圖案,這也是晉國文化中特有的一種紋飾。這種圖案身形細長,有鷹勾式的嘴,高大的麟角,突出的眼珠和各式的冠,造型生動。此外,動物紋也很發達。常見的有虎、牛、羊、鹿、鷹、雁、〓、魚、蛇、豬、狗、免、熊等。大部分是高浮雕或全器作成某一動物造型。其中虎、鷹、牛、魚四種動物應用最廣泛,常常放在器物最突出的部位。

 、坭T造先進,工藝精細。

  六十年代,在侯馬西郊發掘的東周鑄銅遺址,為研究晉國青銅器的鑄造技術提供了重要資料。遺址面積達五千多平方米,由禮器、工具、貨幣三個作坊區組成。出土陶范,已引起學術界的關注。從鑄銅遺址的發掘,可以看出當時手工業作坊分工越來越細,工藝流程嚴密、科學,從制模、翻范到澆鑄,環環相扣和井然有序,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制模是用淘洗過的泥土,摻上沙子,塑造成鑄件的完整模型(母型),再用沙泥翻成外范、范芯。燒鑄時,把外范內范合在一起,內部加上范芯,然后在外范外面再糊上草泥土加固,既可防止暴裂,又增加了透氣性能。澆鑄技術也有了很大進步,除繼續使用渾鑄法外,廣泛采用分鑄技術,將銅器的耳、足、環等附件先鑄好后,嵌在主體范中,再澆鑄銅液,讓器身和附件熔鑄在一起。一般工具和兵器仍然是合范鑄造,一范多用,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

  鑄造文字則是用另一塊范把文字刻上,鑲嵌在外范上一次鑄成。鑄造鼎耳、腿以及方座等粗大器形時,則把范芯包在器內,既增加重量、穩定性,又節省了原料。

  春秋中期以后,隨著冶鐵業的興起和發達,鋒利的雕刻工具也應運而生,青銅器的鑄造也更加先進,出現了許多新的工藝技術。如錯金銀、錯嵌紅銅、包金銀、流金、細線縷刻等。特別在薄胎銅器盤、〓、鑒等上面用細線縷刻有宴樂、射禮、宗廟、狩獵、羅綱、捕鳥、采桑以及水陸攻戰等圖象,雕刻精細,一絲不茍。長治分水嶺出土的一個銅鑒,上面刻有三十七個人物、三十八對禽獸和六十六件器物,生動地表現了古代人們在宗廟附近進行各種祭祀活動的場面,其工藝之精,紋飾之美都是絕無僅有的,充分表現了我國古代鑄銅工藝技術的卓越成就。

  四 秦統一中國后,政治、經濟等方面發生了深刻變化。到西漢時期,由于進行了多種社會變革和推廣了很多新的生產技術,使封建經濟有了很大發展。鐵器使用更加普遍。銅禮器、工具、兵器逐步淘汰,相繼被鐵器、陶器、漆器所替代。但這并不意味著青銅器鑄造工藝停止了發展,而在一些達官貴人的幕葬中仍然可以見到精美的少量青銅器,在工藝上呈現出了美麗的余輝。眾所周知,在右玉縣大川村漢幕中發現的西漢成帝河平三年造的流金銅溫酒和流金銀酒尊,造型渾厚,浮雕的飛禽走獸栩栩如生,是迄今國內所出土西漢銅器中的佼佼者。在太原東太堡漢墓中出土的“清河太后中府鐘”,不僅是一件西漢時期的標準器,而且,還為研究太原在漢代的歷史增添了新的篇章。

  還有近年來,在朔州照什八莊和襄汾吳興莊出土的雁魚燈,具有一定的科學原理和高度的工藝水平。燈由雁首、雁體、燈盤和燈罩組成。整體做鴻雁回首銜魚佇立狀。雁頸、腹腔及魚身均中空相通,雁背托一燈盤,盤的一側附燈柄,可控制燈盤轉動。燈罩為兩片弧形屏板,其上插入魚腹下的開口,下部插入燈盤的圈沿內,可左右轉動開合,以調節燈光的亮度。燈火點燃時,煙氣通過魚和雁頸導入雁體內,防止了油煙對室內的污染。雁魚燈的結構原理,興河北滿城漢墓出土的長信宮燈一樣,達到了功能興形式的統一。

  西漢時期,青銅鏡成了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實用品,由于它的花紋在全國范圍內基本一致,所以成為考古學上文物斷定年代的重要手段之一。西漢前期,銅鏡上云雷紋、蟠螭紋繼續流行,同時逐漸出現了三葉紋,四葉紋圖案,將蟠螭紋分成三等分或四等分。有的銅鏡周圍有鏡銘,刻有“長相思,毋相忘,常富貴,樂末央”等吉祥語。西漢中期銅鏡為半環形紐,邊緣變得寬平,多素緣或向內連弧紋緣。螭紋鏡的地紋更加簡單,主題花紋是早葉紋和由螭紋演變來的云紋。昭、宣二帝時開始以銘文為主要紋飾。有日光鏡,鏡銘:“見日之光,天下大明”。以后又有昭明鏡,銘文大都是:“內清質以昭明,光輝象夫日月,心忽揚而原忠,然雍塞而不泄!彼娜樗捏ょR也開始出現了。西漢晚期,日光昭明鏡的文字變為方正,四神鏡、鳥獸紋鏡大為流行?傊,西漢銅鏡的形制和花紋是在戰國青銅鏡的基礎上演變而來的,它和其他青銅鏡一樣,是研究山西省青銅文化的重要實物資料,都是我們的祖先留給我們的珍貴遺產,這對研究山西省古代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1饕餮紋鼎.gif (114926 字節)

  饕餮紋鼎,商代早期,通高73、口徑47.50厘米 立耳圓拱形,體形甚深,腹壁較直,底微圓,錐形空足,平底。其中,一耳與一足為一直線,腹上部飾窄饕餮紋帶,無地紋。足飾饕餮紋。整個紋飾線條簡練。1990年平陸縣前莊村出土,平陸縣博物館藏。

16%20三羊乳釘紋瓿.gif (45664 字節)

  三羊乳釘紋瓿,商代晚期,通高20.5,口徑17,底徑18.5厘米 斂口,窄折沿,圓鼓腹,圈足。頸飾凸弦紋二道,肩飾云雷紋地夔紋帶,其間突雕羊首三個。腹部主紋飾斜方格乳釘雷紋。足飾云紋帶,有的鏤孔未鑄透。1957年石樓縣后蘭家溝出土,山西省博物館藏。

22%20饕餮紋觶.gif (75368 字節)

  饕餮紋觶,商代晚期,通高19.8,口最大徑9.3,底最大徑9.1厘米 橢圓。蓋面傘形,有菌狀鈕。器身侈口,束頸,垂腹,圈足外撇。蓋鈕飾渦紋,蓋面飾菱形雷紋,并以聯珠紋框邊,頸部飾夔紋組成饕餮紋帶,足飾饕餮紋。器內底鑄銘,當為作器者族徽。1985年靈石縣旌介1號墓出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藏。

15%20饕餮紋.gif (88445 字節)

饕餮紋爵

24%20獸形觥.gif (87415 字節)

獸形觥

摘自http://www.ibmhb2001.cnpeak.com/mdm/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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