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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商衰落原因探析

 

 

 

 

 

  晉商曾在明清商界馳騁長達5個多世紀,足跡不僅遍布中國大陸,而且遠涉蒙古、俄羅斯、日本、新加坡等地,甚至壟斷了對這些國家的進出口貿易;他們經營項目廣泛,尤以金融業名震海內外,幾乎壟斷了全國的金融匯兌,山西票號被稱為“匯通天下”,山西票商被譽為“第一商人”。

  然而,由于晉商本身寄生于封建社會的衰弱病體上,加之自身的軟弱性、保守性、落后性等特征,在本國封建統治者的壓榨,西方工商業者的不平等競爭以及自然災害的影響,社會暴動的沖擊下,清末民初晉商最終無法適應近代中國的劇變,整體性地衰落了。

  晉商崛起于明而鼎盛于清。明代謝肇制說:“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山西)… …其富甚于新安!盵1]據史載,明嘉靖權臣嚴嵩之子嚴世藩曾為當時天下富豪排名,資產在白銀50萬以上的17家中,除12家皇親、貴戚、權臣外,平民出身的5家商賈中,晉商占了3家,徽商占了2家。[2]可見,晉商在當時已是一支與徽商共執中國商界牛耳之勁旅了。有清一代,晉商臻于頂峰,足跡不僅踏遍中國大陸,還遠涉俄羅斯、朝鮮、日本、新加坡等地!犊滴跄涎裁赜洝分休d:“故晉之人長于商,車轍馬跡遍天下。齊、魯、秦、燕、趙諸大市,執商市之牛耳者晉人。故晉人之富甲于天下”。

  《五臺新志》載:“有麻雀之處即有山西商人”。晉商不僅活動地域廣闊,而且經營業務也非常廣泛,并且在許多行業居壟斷地位。何秋濤《朔方備乘》載:“所有恰克圖貿易商民,皆晉省人,由張家口販運煙、茶、緞、布、雜貨”。清人衷斡《崇市雜詠》記載:“清初茶葉,均系西客(晉商)經營”。

  清初皇商介休范氏壟斷了對日銅貨貿易,占當時洋銅進口的一半左右,每年采辦量達130萬斤左右。山西的 “大盛魁”、“復盛公”等曾壟斷了對蒙貿易。素有“第一商人”之稱的山西票商在鼎盛時,票號遍布全國,并在日、朝等國家設立分號,進行跨國經營。庚子事變后票號存放匯兌業務激增,光緒三十二年,匯兌總額達三四億兩,[3]稱雄中國金融界,被譽為“匯通天下”。

  晉商活躍時期之長,范圍之廣,積累財富之巨,影響之大,在中外商業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筆。然而到清末民初之際,曾經在明清商界縱橫馳騁,叱咤風云達5個多世紀的地域性大商幫——晉商卻步入了整體性的衰敗之路,給世人留下無盡的慨嘆、教訓。

  晉商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在的社會政治經濟方面的因素,也有自身的內部因素。

  (一)

  首先我們從外在因素來分析,主要有三點:

  第一,清政府對晉商的肆意壓榨,使晉商不堪重負。
  
  中國作為一個封建農業國家歷史悠久,歷代統治者為了維護其專制統治秩序和小農經濟結構基礎,往往實行重農抑商政策。清末,隨著封建制度的進一步衰落,政府對商業控制雖相對減弱,但對商人的壓榨卻愈加苛重。這主要是因為,一方面,追求奢豪生活的欲望使得統治者加大了對商人的剝奪。上至皇帝公卿貴戚下至普通官吏往往生活奢豪腐化;实鄢鲅,所經之處,“各商預輸蘇杭間彩鍛與奇玩,路旁結棚如物形,或樓臺狀,旁極眩彩。店鋪間待皇帝經過,眾商山呼如雷!盵4]

  再如,慈禧六十歲生日時,京城各處張燈結彩,結撰樓閣,金銀宮闕,剪彩為花,鋪錦為屋,每數十步一戲臺,令人眩目。而這些奢侈生活的維系,大多是通過巧立名目,增加稅賦,強迫商人捐獻報效等方式而來的。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的腐敗統治,內外矛盾激化,鎮壓起義和對外戰爭都需要大量的軍費開支,而歷次對外戰爭的失敗,伴隨而來的都是巨額的戰爭賠償,而政府財政匱乏,于是便將賠償的重負轉嫁給整個社會。商人首當其沖,執中國商界之牛耳的晉商更是深受其害,往往承擔沉重的苛稅、捐輸、攤派。

  史載,光緒元年(1875年)至十九年(1893年)清政府在山西大量設置厘卡,使每年厘金收入從白銀9萬兩上升到22萬兩,藥稅、票稅、鹽價加斤等雜稅每年增加多達20萬兩。[5]如果說,商稅的濫征、重征僅僅使商貿成本加大,利潤減少,競爭能力減弱的話,那么捐輸攤派的掠奪則使晉商流動資金減少,給晉商發展帶來很大困難,傷了元氣。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因鴉片戰爭賠款,清政府向晉商攤派捐輸金額達白銀200余萬兩。[6]太平天國起義期間,清王朝為了籌集巨額軍費,推行捐借政策。咸豐二年(1852年)二月至次年正月,晉商捐銀1,599,300余兩,占全國新捐銀37.65%,[7]為全國各省捐輸之首。清人徐繼畬(山西人)曾云:“吾省前后捐輸已達五六次,數逾千萬”,至使出現“富民膏血已罄竭”的嚴重局面。

  第二,清王朝腐敗無能,使晉商在同外商競爭中得不到有力的支持。

  以中俄恰克圖茶葉貿易為例,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恰克圖條約》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中俄《恰克圖市約》簽訂后,恰克圖成為中俄貿易的中心,為雙方計價便利,條約規定雙方以暢銷貨為單位(1800年之前用中國棉布,此后改用茶葉),晉商瞅準時機,迅速占領市場。恰克圖茶葉出口完全由50余家山西茶商壟斷。平等的商貿給雙方都帶來好處。

  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間僅恰克圖一地,中國對俄國茶葉出口每年平均達800余萬俄磅,價值800萬盧布,約合白銀320萬兩之多,而同期俄國每年由恰克圖向中國出口的商品也達600—700萬盧布。[8]1812—1859年間恰克圖的俄國對華貿易額占俄全部對華貿易的40%--60%,而中國出口商品的16%和進口的19%也都是經過恰克圖貿易的。

  然而,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沙俄脅迫清政府簽訂了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條約》、《中俄北京條約》和《中俄陸路通商章程》。通過這些不平等條約,沙俄攫取了許多商業特權。1860年俄商取得了在蒙古邊境以及張家口和天津、上海、漢口等大商埠的通商特權。同治五年(1866年)俄又強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關的復進口稅,這樣沙俄在天津獲得享受低于列強1/3稅率的優惠及海關免征茶葉稅的特權,從而使俄商的貿易成本大幅下降,而晉商則因國內關卡重重,要付數倍于俄商的厘金稅,使販運成本高出俄商許多。

  此外俄商還利用特權在漢口、九江等地建立了現代磚茶廠,采用蒸氣設備,進行規模經營,使生產成本降低。同時,由于西伯利亞鐵路,中東鐵路以及京張、京綏鐵路的開通,使俄商運輸成本大大低于晉商所開辟的草原絲綢之路的運輸成本。便利的交通也利于俄商深入中國腹地同晉商爭奪市場。這樣晉商競爭力大為削弱。迫于形勢,晉商只好改變經營策略,采取賒銷茶葉給俄國中小茶商,以吸引顧客,結果大多俄商因破產或惡意拖欠,使晉商遭受沉重損失。1900年僅太谷“大泉玉”等16家茶商損失達白銀62萬余兩。[9]宣統元年(1909)俄政府又違約宣布對在俄華商征以重稅,以排擠中國商人。而清政府軟弱無能,毫無對策,晉商無法在俄立足,紛紛回撤國內,這次中俄茶戰,晉商遭到重創。

  在這種不平等競爭下,曾稱雄塞外的山西旅蒙商人在清末也被俄商逐步排擠出蒙古市場。國內市場中,晉商發展也遭到嚴重扼制,例如曾作為“匯通天下”的晉商票號由于外國銀行在通商口岸利用特權展開不平等競爭,損失嚴重。江西巡撫李勉林在二十世紀初曾指出“近代通商口岸洋商亦多設銀行,西商(山西票號)之利,稍為所奪!盵10]關于這一方面,天津匯兌業情況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天津對上海棉紗款項的匯兌年約白銀100萬兩,其中由外國銀行經辦的竟達半數,錢莊、銀號30%、票號僅20%。

  第三,清末民初自然災害、戰爭頻繁,社會動蕩使晉商失去了安全的經商環境。

  19世紀中后期的中國,自然災害,社會動亂連綿不斷,規模之大,次數之頻,世所罕見。全國幾乎無一年無一地不發生災害,“餓殍布滿于道”[12]據駐天津的萬國救濟委員會估計,僅在光緒三年到四年(1877—1878年)的饑荒中,就有900萬到1300萬人死于非命。山西有句民謠:“光緒三年,死人一半”。曲沃縣在三年旱災中人口從285,911人減至35,705人,人口減少了87.52%。而以富康著稱的平遙大災之后人口也從30萬銳減到19萬。[13]遭災之慘,不可言狀。

  兩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起義、中日甲午戰爭、義和團運動、庚子八國聯軍侵華,辛亥革命等社會暴動又使晉商發展蒙上了陰影。天災人禍使人民流離失所,掙扎在死亡線上,購買力下降,這樣商品貿易額必然隨之減少;不穩定的社會秩序,還使正常的商貿活動受到侵害,商家被搶、商隊被劫。

  我們以晉商票號來分析一下。道光三十年(1851年)十二月十日,太平天國起義爆發,起義軍所向披靡,很快攻入兩湖地區,漢口一帶成為戰火的聚焦點。而晉商票號在此設置分號最多,達33家,由于社會動蕩無法經營,只好回撤。[14]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京師的工商業受到極大摧殘,“十室九空,生計殆盡”,晉商中的票商京師分號大多遭搶劫,由于與總號失去聯系,無法經營,只好倉促回撤,而事后幸存下來的也都紛紛縮減存款,收縮規模。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各地戰火紛紛,許多商號破產,晉商票號或被搶,或由于放貸巨款無法收回,各地發生擠兌風潮,資金周轉不靈而面臨破產倒閉危險。據統計,1911年還有24家山西票號,過了5年(即1916年),已有10家倒閉,1家改制成商業銀行,只存13家苦苦支撐。[15]

  以上為晉商衰落的外在原因,而這些也是其他地域商人所面臨的問題,但為什么同樣條件下,粵商、浙商等卻經過危機轉化為現代商業資本呢?可見,這是與晉商自身的內在因素有關,以下我們分析一下晉商衰敗的內在原因。

 。ǘ⿻x商衰敗的內在原因有四點:

  第一 依附封建政治勢力,使晉商走到了死胡同。
  
  晉商在其長達5個多世紀的發展中,一直與明清政府關系密切,將自己的命運之索系在明清政府行進的車輪上,這雖然對晉商的產生與興盛有很大促進作用,但當封建王朝走向最終衰落時,晉商由于失去政治依托而必然衰亡下去。

  以被稱為“第一商人”的山西票號為例,我們知道,票號創立本為解決商賈困難,但票商們很快意識到要想生意穩定發展,必須為政府為官員提供服務,尋求依靠。這就密切了票商與政府的關系。

  以19世紀60年代太平天國運動及捻軍起義為界,山西票商為清政府和官員的服務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以為官吏個人服務為主,第二階段則與清政府財政管理相連接。由于清政府大肆賣官,票商便大量支助一些人買官,這些人一旦達到目的便大多把手中公款低息或無息存入票號,票號再高利放出,從而獲利。
  
  另外,清政府為解決餉銀以及賠款等問題,為便利、安全多求助于票號。例如:左宗堂票號從1866年11月到1881年1月,共向晉商票號借款880余萬兩白銀。[16]中日甲午戰爭后清政府的巨額賠款也是通過晉商票號匯解的。[17]

  庚子事變后,慈禧西逃途中得到晉商票號的大力支助,感激之余,大量官款都通過晉商票號存匯,如京餉、地方協餉、涉防經費、鐵路經費、賑款、河工經費等都由山西票號匯解,一時山西票號成為清政府財政管理活動的代理機構,山西票號得到空前發展。山西票號中日升昌票號1906年14個分號共匯兌白銀3222多萬兩,而其中官款就達白銀2257多萬兩。 [18]山西票號被時人稱為“匯通天下”。

  然而隨著清政府的瓦解,貸給清政府的大量款項也隨著清王朝的覆滅而無法收回,同時又不能和新政府建立密切聯系,獲取新的政治依托,這樣,晉商票號的政策優勢也因而喪失了,面對近代新式銀行的競爭壓力最終隨著封建社會沒落而走向了盡頭。

  第二,由于晉商本身僅只是一種封建體系下的變種,所以具有許多與生俱來的封建性、保守性、落后性的東西,從而無法適應近代劇變,最終走向衰落。
  
  晉商中許多大商號總部都地處晉中一隅,在其剛興起之時,還可利用山西的地理優勢,但到清末民初時,由于商業重心的轉移,商道改變等因素的影響,這些地方再作為總部,交通滯后,信息閉塞的弊端便顯露出來了。

  以票號為例,日升昌等著名的“十大票號”總部在平遙,曹家“太谷標 ”總部在太谷,喬家“在中堂”總部在祁縣等,這些地方狹小偏僻、信息不靈,不能夠從外界汲取足夠的生存養分,無法適應新舊轉換時期的經濟要求,當發生變故時不能適時的做出相應的反應。當近代中國經濟重心轉移,上海等日益成為全國金融中心,近代新式銀行興起,舊式票號業無法與之競爭時,山西票號大多采取保守態度,無所作為。
  
  光緒三十年(1906年)當時清戶部尚書鹿鐘霖,奉命組建大清戶部銀行并力主官商合辦,邀請山西票號入股時,山西票號各總部卻加以拒絕。[19]仍盲目迷信傳統的舊式經營,而喪失了商機。當組建新式銀行已成趨勢,各分號紛紛要求總號組建銀行,并于1908年由著名票商李宏齡,渠本翹等發起倡議組建山西票號聯營的新式商業銀行時,各總部卻由于不了解分號已面臨危機和創設新式銀行的重要性,便堅決反對,致使山西票號又一次錯失了發展機遇。

  晉商的鄉土觀念很重,他們常以同鄉或同宗為紐帶發展成商幫,著名的平陽幫、澤潞幫、蒲州幫就是由同鄉組織、發展起來的。這種商幫帶有很大的封建封閉性,盡管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內部團結,避免了內部競爭,也有利于同外部競爭,但從長遠來看卻不利于商業發展,帶有一種濃重的行會色彩。在人員的選用上,晉商更重同鄉、血緣關系,“肆牛執事,不雜以解籍人”,不利于真正廣泛地吸收人才。

  晉商中的“商伙制”或稱“伙計制”即東家出錢,有本土本鄉相知的貧窮者出人營運以充“伙計”,不少地方的“伙計”世代相襲而成為世襲商奴。[20]顯然,隨著近代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這些封建性束縛非但不能適應時代,反而成為晉商進一步發展的障礙。

  此外晉商本身也有人格脆弱的一面,他們大多來自農村,思想上不自覺地帶有了小農的保守性,行為中又缺少高層理論力量的支撐,他們奮斗了五個多世紀,卻從來未出現一個代表他們說話的思想家,這和徽商等產生了明顯的差別,他們出發點和歸結點都集中在農村,他們的人生規范不自覺的融入了大量的封建色彩。

  第三,晉商經營管理中存在的失誤是造成晉商整體衰落的又一至關重要的內在因素。

  晉商廣泛采取無限責任的股份公司經營方式和總經理負責制。以票號為例,票號資本,以幾家財東合資者為多,也有獨資經營的。票號宣告成立后,財東便根據自己查訪或聽人介紹,選擇能力可信任的人擔任票號總經理,把票號管理全權委托給總經理,平時的業務往來及人事安排等,財東都不能隨便干涉,任其經營,靜待其按期做出決策報告,“苛非人力所能制止而喪失資金,財東不但不責經理失職,且加慰勉,立即補足資金,令其重振旗鼓”。


  總號經理對分號經理也是如此,一切令其放手經營。同時利潤分配上,票號采取銀股,人力股分紅制,凡投資者為銀股,一般以白銀10,000兩或8,000兩為一股,凡憑資歷,能力頂生意者為人力股,一般經理頂人力股1—1.2股。下面伙友按資歷、能力大小依次減低,最少為一厘。[21]以上這些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票號的發展,但是卻存在嚴重弊端。

  首先這種無限責任公司制,當資不抵債時,財東必須用家產償還債務,大大降低了抗風險的能力。例如:介休的乾盛亨票號由于光緒八年(1880年)的一件“云南報銷案”受牽連,大筆官款被收回,許多儲戶聞訊前來提款,而總號,分號由于周轉不靈,財東只好從自家積財中支取,當時用五輛大車整整拉了一天銀元寶,風波平息了,可元氣卻大傷。后來庚子事變時,乾盛亨數家分號被焚,損失慘重,當面臨再次的擠兌時,東家只能破產,典當家產還債。[22]

  其次,晉商經營中片面重視人的因素,例如票號中總經理負責制,一定程度上這一制度使票號前途系于一人之手,而無必要的行之有效的制約機制,再加上總號經理等對票號利潤分配只“分盈不分虧”,使的一人決斷失誤,往往殃及整個票號。

  1909年,當蔚泰厚分號的李宏齡等介于激烈的時局變遷,要求總號經理毛鴻翰決策,組建新式商業銀行時,卻因毛個人堅決不同意,而只能坐失良機。[23]再次,票號經營多有號規,但是其內容中濃厚的封建性不免抑制了號中人正常合理的生活欲望,而不利于提高其人員的經營積極性。比如:不準接眷外出,若干年歸家一次等等。同時,內容中一味要求“各乘天良,盡心好事,不得懈怠偷安,恣意奢華”,重人不重法,只靠“天良”來約束人,其效力可想而知。遠在千里之外的分號經理是否盡職,往往不能及時得悉,一旦卷款潛逃、偽造帳目,便無法補救。這在清末表現的更為突出,“心離思叛者,十居八九”。辛亥革命時,票號受到重大損失,就與此有關!稌x商盛衰記》載:“武漢一呼,四海響應。各票莊于此… …多攜款逃歸,自圖安逸… …于是乃束手待斃,一敗涂地矣”。

  晉商經營往往資本小、業務量大或資本雖大卻又太重信用,不作必要之抵押,這樣當對方破產或惡意拖欠時,往往倒帳的風險極大。例如:太谷志誠信末期盡管其帳面上放款有白銀400萬兩,欠款只白銀200萬兩,但由于時局混亂,放款無法收回,所以在大規模的擠兌面前只有破產倒閉。[24]太谷曹氏在同俄茶商競爭中采取賒銷茶葉給俄中小茶商,而不做抵押,結果由于對方破產或惡意拖欠,損失慘重。

  第四,晉商晚期所滋生的“奢為貴”思想進而揮霍無度也為晉商衰落埋下了伏筆。

  晉商中許多著名的商業或金融大集團其創業者都出身貧寒,大多以儉創業守業。例如喬家“在中堂”其創業者出身貧困,迫于生計走西口至塞外謀身,憑著勤儉,在包頭經歷多年的奮斗,才誕生了后來著名的“在中堂”,“復字號”。因此其后代多以極其嚴格的規定約束自己,以儉守業。 [25]太谷曹氏也如此,從磨豆腐起家,發展成為跨國經營集團,一度襲斷對俄的茶葉經營。在其所開的當鋪,帳莊大廳上常擺一小磨,并教育其家人及從業人員“勤儉起家”的道理。[26]

  也正因為如此,晉商才能稱雄商號5個多世紀。但隨著業務的發展,時代的變遷,晉商中日益滋生出的“奢為貴”的思想,以票號業中的龍頭日升昌為例,其后期經營主要精力集中在官款業務。由于不斷與官場結交,到光緒年間,號風為之一變,無論總號分號,個個穿著華貴,趾高氣昂,對小型匯兌往往一概不接。經理們往往生活腐化,出入乘轎,中飽私囊。再看蔚盛長票號也是如此,其漢口分號經理王作梅非常講排場,他夏日所穿的綢衫專門從杭州購來,用名貴的機綢織成,家中各種珍貴的皮貨如金絲猴、水獺、猞猁皮無所不有。 [27]許多商號經理財東醉心于享樂、聽戲、吸食鴉片,為票號經營帶來無窮后患。許多號規被打破,總號分號脫節,管理日益混亂。

  蔚子五聯號的號規記載中有這樣一段話:“(近日票號)無如奢風日甚,荒情日生,在各莊竭盡心力秉公辦理者固不乏人,而敷衍遷就者亦屬不少,甚有堂堂接班人,或上下蒙蔽、或獨自鯨吞,我聯號竟有如此人,其與監守自盜何殊”。在號規中記載此事,足見“奢”風的嚴重程度。

  在這一風氣影響下,清末民初晉商中許多發生了蛻變,上上下下只圖享樂無心經營,內部隱含著許多敗亡的危機,加快了晉商衰落的速度。曾經稱雄兩個多世紀的旅蒙巨商 “大盛魁”就是一個典型。1924年被擠出蒙古市場后,其許多掌柜卻仍不思進取,只知揮霍,中飽私囊,到1929年最終倒閉了。[28]

  正是在這種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內外交困的狀況下,作為封建社會經濟與專制政治制度結合的傳統商業——晉商,整體性地衰落了。它的衰落極生動地展示了封建商業資本的這種悲劇性進程,它不但最終沒有創造出新的生產力方式,反而自身卻湮沒在了舊的社會經濟形態的腐朽泥潭中了。

  參考文獻

  [1]謝肇制.五雜俎.卷四轉引自石駿.匯通天下的晉商.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7年3月版, 第29頁

  [2][13][20][23]安介生.山西票商.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年3月版,第8、166—167頁.

  [3][5][6][14][15][16][17][18][19][22][24][25][26][27][28]石駿.匯通天下的晉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155、235、157、232、150、151、159、226—228、170、161、162、165、238頁.

  [4][12]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11冊第4686頁,轉引自戴逸.簡明清史.第2冊, 吉林大學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356、362頁.

  [7]邵繼勇.明清時代邊地貿易與時代貿易中的晉商.南開學報,哲社版 (津), 1999年第3期,第58—65頁.

  [8]孔詳毅,張正明.山西商人及其歷史啟示.山西日報,1991年11月18日.

  [9].清外務部檔.卷二二七,轉引自邵繼勇.明清時代邊地貿易與對外貿易中的晉商.南開學報,哲社版(津)1999年第3期,第58----65頁.

  [10].江西巡撫李勉林復奏.申報.1901年7月2日轉引自張國揮.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錢莊和票號.中國經濟史研究.(京)1986年第1期,第127----146頁.

  [11]參張國輝.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錢莊和票號.中國經濟史研究(京),1986年第1期,第127----146頁所引根岸結.天津票莊.天津商業總覽,第4卷,第412—413頁.

  [18]魏麗英.明清時期西北城市的“商幫”.蘭州學報,1987年第2期,第16—20頁.

  [19][21]馮志寶.三晉文化.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1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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